材料 建国后工人的口述史
| 口述内容 | 口述人 |
| 那个时候宣传我们是主人……那个时候干活不是谋生，是一心为把鞍钢、把国家的企业、把国家的事办好。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MCX |
| 班长可以当一日制的厂长，你对厂子有什么要求、合理化建议，你可以提，比如说生产上存在问题，技术上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TCK |
| 基本上拖厂职工的孩子都要在拖厂，从哺育室、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比较齐全。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一拖工人DJT |
| 当时市里面来人给我们开动员大会，号召我们现在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毛主席说三线建设去的是好人好马好设备。 |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贵州工人YFY |
——摘编自周晓虹主编《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建国后初期工人的身份地位，并加以解读。
(2)研究新中国工业建设时，你如何看待工人口述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中国近代计时方面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在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末，鞍钢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并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1960年，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将这一制度称作“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据宋铁春回忆，“鞍钢宪法”诞生之前，广大基层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对社会上盛行的长官意志……尤其对苏联式‘一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这使得“鞍钢宪法”的诞生带有了必然性。
——摘编自周勇《“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发展起来的东北劳模及劳模精神，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个人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量。东北劳模身上体现的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浩然正气，对纠正东北地区领导干部的“四风”问题，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有重要作用。东北劳模以其实际行动和高尚品质激励和引领人们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并且成为影响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健康的榜样。东北劳模作为榜样和人生标杆，身体力行地为普通劳动者指明了人生方向，并充分证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大，只要有志气有闯劲，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在广阔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
——摘编自李泽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东北工业劳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鞍钢宪法”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北工业劳模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侵。自明中期以后，下游淤高，河成悬河，黄、淮、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紧急情况下可调动军队参与治河。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但后期随着河工日繁，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同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广大技术人员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不但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5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
——摘编自王瑞芳等《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
(1)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为构建黄淮河防管理体系而采取的举措。
(2)对比材料一，指出材料二中新中国治淮手段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治淮成功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