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探究》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影响。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的体育外交活动。
材料一《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材料二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62年，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相继开设了英文、法文和俄文等馆，还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接着，清政府又创办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这一时期，近代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理论以及社会改革等内容，展现在国人面前。
——整理自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三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在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拉开了向科学进军的序幕。蒸蒸日上的建设热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一大批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革故鼎新的进步与发展。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四2023年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与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宣布联合成立“破坏性科技突击小组”，以阻止向“对手国家”非法转让敏感技术，对与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的“美国人”进行执法，从而在超级计算和超大规模计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设备和材料、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更大范围内进一步阻断美国科技人才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
——摘编自马萧萧《美国对华科技人才制裁评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徐光启推崇《几何原本》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末清初时期相比，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有何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科技事业得到革故鼎新的进步与发展”的原因。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对华人才的制裁。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逐渐向社会下层移动，“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磕妇(为往田野送饭的妇女)，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摘编自秦海骰《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民国建立后，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教科书，一律禁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经教育部审定，很快被各地学校普遍采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教育思潮竞相呈现，主张课程改革要面向生活、面向科学。1920年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都被选进了国文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科书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包括书信、传记、讲演，故事、科技说明等日常应用文体。
——摘编自曲铁华《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从19S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救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成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救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的特点，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