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立国，春秋战国时的“初税亩”“废井田”，北朝、隋唐时的“均田令”都与赋役制度紧密相连，目的在于确保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盐法、钱法等大量使用死刑直到明清两代仍是如此，且刑罚还有加重的趋势。汉武帝时因与匈奴的战争引起财政危机，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之法，唐朝中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央财政危急，则一反以前经济放任政策，大量制定盐茶酒专卖、两税法等经济立法。历代经济立法都号称是“抑兼并”抑末利方面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巩固地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于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和瓜分工商业利润。

——摘编自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时期，出现了坩埚炼铁法，并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百炼钢”技术兴起。西汉中期武帝时，政府令官铁冶造规格统一的新式农具，加以推广，如铁耦犁和耧车等，首先在京畿附近推广，作为全国的示范区。《汉书·昭帝纪》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至东汉时期，陕北也使用牛耕。

——摘自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建国初期，毛泽东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才问题，特别是技术人才问题，就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4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的《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指出：“技术革新运动必然成为日益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把技术革新运动作为提高当前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才能与智慧”。

——摘自李增添《试论建国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