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

材料一   1957年12月1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指出：“农业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固，而且会使城市增加一些无业可就的人口，也给城市的各方面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动员城市大批干部和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投入农业生产，当然更不允许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可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由于灾荒和来自城市的吸引力，使大量农民涌到了城市，致使大量农民从农业生产第一线流失。因此，制定严格的户籍迁移制度就被正式提上了议程。1958年1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基本建立，也为城乡二元户藉管理体制奠定了基本格局。

——摘编自赵文远《新中国户籍迁移制度史研究

材料二

城乡居民收入比示意图（1978—2022年）

——摘编自徐唯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迁与展望》

材料一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道路如何走？既然改革能在农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1979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2.1%。1983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3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摘编自孙自铎《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材料二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弹性的解释体系”，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40年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制度的局部创新和地域的局部开放为突破口的改革模式，在旧有的传统体制尚未彻底消失的前提下进行新体制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材料1984年的干部招聘

198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并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县委作出了重大决定，史无前例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不脱产乡镇干部(一边劳动一边工作，只挣国家钱、不吃国家粮的干部),以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充实乡镇基层工作力量，解决乡镇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根据《招聘不脱产工作人员合同书》,招聘干部实行三年一聘用，最多只能聘用三次共九年，聘用期满后各自回家种田。县委这一决定，不仅超预期实现了目标，而且还改变了141名农村青年的人生。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们这批招聘干部，在当时是有明显优势和特点的：

其一，每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全凭自己的实力，经自愿报名、集中考试、组织考察、层层筛选后招聘的。

其二，清一色农民子弟，既熟悉农村生活环境，又经历艰难困苦，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敢于担当的品质和懂得感恩的情怀。

其三，全是高中毕业生(那时乡镇干部多是小学、初中文化，高中文化程度的很少),有的还是复读了几年，并经过一次或多次高考，虽然都是高考落榜生，但文化基础雄厚，知识水平较高，接受新事物快，适应社会能力强。

其四，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身强力壮，风华正茂。

——摘编自熊东阳《我们是“84招聘人”》

包产到户的三次争论

1978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引发了激烈争论，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人民日报》对此争论进行报道。

一、包产到户是“前进”还是“倒退”

1979年3月，《人民日报》介绍了安徽一些社队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有些干部指责“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一种生产上的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此后，关于包产到户是“前进”还是“倒退”的争论范围不断扩大。1980年，国家农委制定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方案，既兼顾了集体经济又允许偏远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二、经济发达地区能不能搞包产到户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地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高涨。由此产生新一轮的争论——“经济发达地区或是一般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吗？”一些农业发达地区干部群众认为搞包产到户会影响机械化发展，搞到最后人心会散，农业发展方向容易走偏。支持者则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即使是独木桥也要走下去。1980年，中共中央指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继续实行。

三、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

1980年初，在国家农委会议上，安徽代表提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反对者则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在对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论的时刻，邓小平指出安徽肥西、凤阳开展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1982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正式获得社会主义“户口”。

——摘编自孔瑞雪《对改革初期关于包产到户争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