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对立的时期。当时中国出于经济建设、外交便利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也必然趋附于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处的环境跟苏联成立时相似，而且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使苏联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摘编自林捷燕、杨近平《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工业强国梦探讨》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转变，国家扶持轻工业，调整和改造重工业，增强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的功能。轻工业的迅速增长，使经济繁荣，消费品市场丰富，工业发展也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已由1980年的75．8万个增加到756．4万个。国家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出口贸易。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

——摘编自刘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对“包产到户”近30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使之正式成为中央的决策。1984年，各种形式的分田到户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摘编自邓志、张志华《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务实周密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材料二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源自农民的创举而并非政府的意图，但是在其被确定为我国农村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制度时，顶层设计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与支持。虽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对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削减极度的贫困、对未来农村土地改革的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鹏鹏《再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材料一

1951年，青海民和县磨沟村回族农民冶金财在土改中分得水地二亩五分，冶金财喜看颁发的土地证。

——《茹遂初：记录土改 探源江河》

材料二 1956年第一次提出包产到户。20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户再次出现。由于领导支持，安徽、四川等省区的农民最先想到包产到户。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在以万里为首的省委支持下，搞起包产到户的试点。尽管批评的声音还非常强烈，但是成功的实践使包产到户很快推广开来。之后，包产到户在全国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从1982年11月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到1983 年底，“双包”责任制在理论上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确认；自198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一再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1999年，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被写入断修订的宪法。

——摘编自张海荣《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