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在小岗村取得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1980年年底进行清点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摘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材料二   1998年以来，为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突出问题，国家实施了“村村通”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解决了近1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实践证明，“村村通”是各级政府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工程，对于传播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技知识，对于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促进广大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规划》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合作社运动方呈复兴之象。各省市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指导合作社工作，国民政府也于1934年颁布《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来进行规范。1928年，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民间研究机构成立，从事合作事业的宣传、指导及调查研究等工作。同时，中外私人合作团体热心指导我国人民设立合作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社数和社员数年年有所增长，但合作社覆盖面仍然很小，并且各地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其所起作用是很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的解放区大力推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建立独立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经济。

——摘编自张念瑜《民国时期合作社发展的得与失》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农民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领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同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实践的不断丰富，农民合作社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渐演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下，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国的农民合作社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社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独具的特色。1995年9月，国际合作社联盟重新确定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进一步修改了合作社原则，以指导世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田友《农民合作社称谓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道路如何走？既然改革能在农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1979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2.1%。1983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3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摘编自孙自铎《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材料二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弹性的解释体系”，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40年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制度的局部创新和地域的局部开放为突破口的改革模式，在旧有的传统体制尚未彻底消失的前提下进行新体制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