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在小岗村取得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1980年年底进行清点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摘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材料二   1998年以来，为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突出问题，国家实施了“村村通”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解决了近1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实践证明，“村村通”是各级政府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工程，对于传播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技知识，对于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促进广大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规划》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合作社运动方呈复兴之象。各省市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指导合作社工作，国民政府也于1934年颁布《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来进行规范。1928年，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民间研究机构成立，从事合作事业的宣传、指导及调查研究等工作。同时，中外私人合作团体热心指导我国人民设立合作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社数和社员数年年有所增长，但合作社覆盖面仍然很小，并且各地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其所起作用是很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的解放区大力推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建立独立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经济。

——摘编自张念瑜《民国时期合作社发展的得与失》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农民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领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同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实践的不断丰富，农民合作社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渐演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下，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国的农民合作社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社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独具的特色。1995年9月，国际合作社联盟重新确定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进一步修改了合作社原则，以指导世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田友《农民合作社称谓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