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租庸调制无法实行，政府税收难获保证，而诸多藩镇不纳贡赋，对藩镇用兵又耗费巨大，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遂使唐朝的财政陷于严重危机。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唐朝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在德宗时实行的。针对土地兼并严重，佃户、客户、逃户、隐户众多的现状，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为：无论是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赋税征收不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而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家庭承包经营显现出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三是农地产权确权不明，缺乏土地相关处理权益；四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无法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难以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摘编自顾海英、王常伟《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

材料一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道路如何走？既然改革能在农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1979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2.1%。1983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3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摘编自孙自铎《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材料二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弹性的解释体系”，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40年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制度的局部创新和地域的局部开放为突破口的改革模式，在旧有的传统体制尚未彻底消失的前提下进行新体制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材料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政策。“指示”明确指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当允许继续进行。”

——摘编自宇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改革扬帆（1976—1984）》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农民的变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变迁

材料三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的公民化和国家的法治化潮流不可阻挡，农民也将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当今中国，农民似乎成了社会问题的主要承载者，意思是说，农民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问题均由农民这个主要的社会群体来承担。中国农民将走向何处？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张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2013年)

材料   粮食是战略资源，粮食流通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1979年，国家将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六种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86%。1982年，在坚持统购统销前提下，国家统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到60种。1983年，除少数重要农副产品外，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国营商业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进城经营。这一阶段改革，粮食流通由计划向计划市场相结合的调节转变，但受计划经济影响，尚未触及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市场作用十分有限。农村改革和国家提高粮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短缺状况逐步改善，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