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譬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改善民生。“一五”时期，在解决资金问题上，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摘编自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

材料二   ……完成国家计划，纳税与利润比上年增长的，奖金可以适当增加；未完成国家计划，纳税与利润比上年减少的，奖金要适当减发或停发。

……企业内部使用奖金的形式，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可以采取记分发奖、浮动工资、计件超额工资等形式……要体现出鼓励先进、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奖励超额劳动的精神。……企业应按上级核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企业发放奖金应从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中开支……不准挪用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后备基金发放奖金。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知青返乡给城市就业带来了空前压力，于是中共中央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大门”开了一条缝，胆子大的人就先干了起来。年广久，安徽省芜湖市人，因炒得一手好瓜子，于是乘着“东风”开办了“傻子瓜子”，凭借着价廉物美和热情大方的售卖方式收获了大批顾客。尝到了甜头的年广久，请了12个雇工从事瓜子炒制和售卖，雇工人数短时间内快速扩大。而这却造成了长达几年的“大讨论”，围绕“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等一系列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应用国营和集体的形式逐步代替个体。

——摘编自孙一枚《1979：“傻子瓜子”引发雇工大讨论》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年广久创办“傻子瓜子”公司，闻名全国，被称作“中国第一商贩”。关于他的争议一直不断，他因雇佣超100人被举报，因有奖销售被叫停，因经济罪接受调查并入狱，被称为“新型资本家”。邓小平曾三次提及“傻子瓜子”。

1980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向邓小平里送了“傻子瓜子”的相关调查材料，邓小平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肯定，并指出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要“放一放”“看一看”。

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摘编自孟红《“中国第一商贩”沉浮记》等

材料   下表北京内联升大事记

——摘编自姜铁军《内联升传奇》

材料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 1979—198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

——摘编自《中国经济年鉴》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钢产量迅速增长，1983年达到4002万吨，1986年达到5205万吨，至2002年达到18224.89万吨，钢产量已经连续7年保持世界第一。2002年全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2001年增长39.30%，2002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比2001年增长33.82%。钢材品种结构继续改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特殊品种和高附加值品种大幅增加。

——摘编自《中国统计年鉴》等

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邓小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摘编自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