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5年到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当时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约1.2亿元，比甲午战争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150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

——摘编自庄鸿铸《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二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上衣、食、住、行等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利用市场空白和时间差，乡镇企业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其产品档次不高，技术也不先进，但其市场销售却相当红火，自然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益强化的买方市场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

——摘编自侯爱琴《乡镇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及若干对策》

……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增长的，奖金可以适当增加；未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减少的，奖金要适当减发或停发。

……企业内部使用奖金的形式，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可以采取记分发奖、浮动工资、计件超额工资等形式……要体现出鼓励先进、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奖励超额劳动的精神。

……企业应按上级核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企业发放奖金应从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中开支……不准挪用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后备基金发放奖金……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邦德国针对通讯、邮政、铁路等国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集中进行私有化。这类国有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任务，盈利能力较差，很多长期以来都享受着公共财政的补贴。在此次私有化过程中，德国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如铁路、邮政等），政府对供进行改组上市，并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对于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和不动产，政府主要采取直接出卖或拍卖的方法。尽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很多国企降低了政府的持股比例，但仍保留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国有企业在德国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这在当时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但是，由于承包制没有触及企业的基本产权制度，且本身还存在着“短期行为”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无法适应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使得承包制难以为继。中共十四大后，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逐步推进，改制上市迅速成为这个时期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放小”同“抓大”一样，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1997年上半年，实行民营化的国有中小企业已占国有中小企业总数的50%以上。

——摘编自剧锦文《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与重组的变奏》

材料三   国企改革的肇始和四十余年的流变，也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探索、实践乃至形成中国特色模式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都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摘编自贺佳雯《渐进的国企改革》

材料一   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1957年2月，赫鲁晓夫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赫鲁晓夫逐渐又把权力收回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摘编自《赫鲁晓夫工业方面的改革》

材料二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去中国非法采集茶种、茶苗，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并寻找茶工。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从此.印度的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急剧跃升。《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咸丰元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企图通过征收苛捐杂税来解救危机，茶税、厘金过重，业茶者受茶之累，不堪重负，茶叶外销亦受此影响。

——《茶史：清代茶业的兴与衰》

材料二   1984年6月，国务院及时调整了茶叶购销政策，改革了经营体制，除“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市场放开以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三多三为主”的产销方针，彻底改变了过去渠道单一、独家经营的局面，给市场和生产都带来了新的活力。为了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产品适销对路，茶类结构开始得到调整，引进和试制了红碎茶，挖掘恢复了历史茗茶，研究和创制了新品名茶，名优茶的开发生产上了新台阶。生产格局随之发生了变化，春茶前期生产高档名茶，中期生产优质茶，后期生产炒、烘青绿茶，夏秋茶视市场需求，灵活掌握生产红碎茶，炒，烘青绿茶及部分中低档名茶等适销品种。1985年龙井、旗枪、大方等名特优新茶品种产量达到1846.6吨，占总产量的8.1%，市场应变能力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