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应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农民凭借“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获得非农业户口，户口制度迈出了从强制禁止到条件许可的第一步。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和《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周岁以上的城乡公民均须申请身份证，标志着人口管理理念开始发生从户口管理向身份管理的转变，打上明显地域和职业特征的户口管理出现淡化的趋势。1983年“农转非”人口约为200万，1989年增至3000万，年均增长约500万。

摘编自尹旦萍《城乡之间：当代中国户口的变革历程》

材料   1979年，全国城镇待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数额的最高峰。4月，北京市制定了《关于改革招工办法的规定》。7月，全市实行招工考试，在传统的“统包统配”分配方式上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北京市又发布了《关于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实行新的退休、退职条例后，北京市1979年全年有21万名职工退休、退职，这一年通过退休顶替的方式安置了3.4万人，占已安置待业青年总数的9%。

在就业、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下，党和政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从1979年4月起，九个月安置了18700多人参加各种不同的生产服务合作社。对于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申请个体经济开业时，简化手续，并积极提供帮助。1983年个体户从业人数相较于1982年增长了3.3倍。北京市劳动服务公司会同有关部门，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技术培训，安置时择优录用。这些新就业人员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批事无人干”“大批人无事干”的问题得到缓解。

——摘编自刘露《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解决失业问题之探析》

材料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分配制度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对于过高收入进行了政策性调节，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据《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材料一   清朝时，北京有很多皇家园林，由内务府的特别机构奉宸苑管理和维持。紫禁城内有皇家花园；皇城内有北海、中海和南海三大湖泊，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城郊有颐和园。此外，北京城还有众多皇室庙宇，如社稷坛、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等。高官显贵往往拥有华丽的花园，老百姓只能偶尔逛逛民间庙会和城郊的西山，街道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娱乐场所。1914年，民国政府建立京都市政公所，让其担负改造旧的城市面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同年，社稷坛被市政公所改造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其建设经费主要依靠北洋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居民捐赠以及门票收入。后来，北海、天坛、颐和园等纷纷向公众开放，近代公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娱乐、商业、文化和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据（美）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

材料二   清末民初， 归国学人引入西方“都市森林化”城市规划理论。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第一次下令要求各省市筹建森林公园，以开发城市风景、增益民众健康，南京、北平等先后响应。1934 年，经实业部再次敦促后，汉口、开封等着手试行；两年后，实业部又提醒其余省市筹设切勿懈怠。然而不久后该令几近中止，森林公园建设不了了之。许多“在建”的森林公园并未完成；建成的森林公园，因城市交通和经济条件所限，主要吸引热衷西式生活风尚的都市青年或中上层社会群体，普通市民对森林公园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据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

——据韩若楠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材料一   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绝大多数是建国以来大规模社会主义投资建设形成的。建国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1958年权限首次下放，1961年上收部分权限，1970年第二次下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扩权”、“让利”的重要文件，并于1983年和1984年将企业实现利润的一部分以所得税和调节税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由此，以“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为特征的经营方式。1986年后，随着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了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等经营形式。1996年后，以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为标志，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更逐步走向涉及委托代理关系的改革。

——摘编自郭燕嘉《如何看待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

材料二   21世纪初，无锡市进行企业改制，企业改组改制、产权结构调整是一项关系复杂、矛盾较多、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工作，要做好该项工作，首先要制订总体方案，统一政策口径，协调处理问题，规范操作行为。积极扩大社会融资，探索将国有资本向本企业之外的社会法人、自然人、外商等转让。根据不同企业，采取不同操作方法。对人员少、债务轻的企业或长期微利、亏损企业按“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向全社会竞价拍卖。工商、房管、国土等部门要对改制企业实行“一条龙”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帮助改制企业解决好进出口权重新申请、商标重新登记、货款担保等问题。

——摘编自蒋兰珍《有进有退改制重组——无锡市大力推进企业产权结构调整》

材料一   1949-1978年，中国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保障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大量创办国营企业，实现了国有资本在经济领域的全覆盖。计划经济时期，新增国有资本主要靠国家来投资。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用于建设。仅在“一五"时期，中国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8亿元。从国民经济各行业投资情况看，“一五”时期，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为43%，“二五”时期为60%，“三五”时期为55%，“四五”时期为55%……形成了工业投资“一头独大”的局面。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是党对国有资本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

材料二   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综合研判，中共中央决定“抓大放小”，并将这一思想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抓大”当时是指重点抓好1000户国有大中型重点企业和120家试点企业集团。抓住这些重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命脉。通过对其他国家工业化历程的考察和借鉴，并结合中国国企改革实际，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实现、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1997年11月，中国东联石化集团公司成立。1998年7月，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11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放小”的责任在地方，此后，各地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大大加快了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

——均据石建国《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党对国有资本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之一的股份制试点启动。1984年，世界银行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西方的公司制、股份制。这个意见受到高层的重视，认为股份制“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但仍然表示“发展趋势如何”还不清楚。1985年，安志文等人在同台湾研究院蒋硕杰等座谈时，也提出了股份制的意见。

1986年底，国务院提出选择少数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1986年，深圳出台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验条例，决定在六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试点。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万科房地产公司等开始发行公众股。1987年以后，各地股份制企业的试点迅速增多。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988年底，全国已有股份制企业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60多亿元。

——据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