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1895年到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当时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约1.2亿元，比甲午战争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150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

——摘编自庄鸿铸《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二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上衣、食、住、行等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利用市场空白和时间差，乡镇企业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其产品档次不高，技术也不先进，但其市场销售却相当红火，自然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益强化的买方市场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

——摘编自侯爱琴《乡镇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及若干对策》

材料   1978年初，中央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1978年6～7月，他推动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面对群众贫困问题，他主张最根本的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使经济繁荣起来，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1979年4月，他向中央提出，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和重要侨乡的优势，建立“贸易合作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邓小平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出口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经反复调研，习仲勋提出“出口特区”这一名称已不能满足特区发展，有必要改为“经济特区”，获得中央批准。此后，他还推动全国人大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总体性立法，授权广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企业登记等单行法规。习仲勋后来回忆主政广东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习仲勋主政广东》等

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材料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期间，他几次询问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广东提出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构想。他指出：“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广东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正式制定了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即“追龙”战略，并于1993年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对于“追龙”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20世纪90年代，广东主要以经济追赶为主，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整顿社会治安等。在经济领域，“追龙”战略经历了从总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广东外源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困境，经济增长放缓。在进入21世纪之际，广东先后提出了建设“绿色广东”“和谐广东”“幸福广东”等，强调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迈进，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追龙”战略从经济追赶走向全面追赶。1991~2010 年，广东GDP年均增速14.0%。但就人均GDP 而言，至2020年，广东乃至珠三角与亚洲“四小龙”仍有一定差距。

——摘编自臧艳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山东企业家陈光威以民营企业一企之力，挺起了国产碳纤维这个民族产业的脊梁，点燃了一道“民族之光”。

材料   陈光威，山东威海人，早年当过大队长、村支书，镇工办副主任。1987年，46岁的他临危受命，成为一家濒临破产的镇办企业厂长。上任后，他决定转产鱼竿。10年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鱼竿生产企业。碳素钓杆需要进口碳纤维材料。然而，由于碳纤维属于军工材料，进口受到严格限制。

西方对中国碳纤维供应实行“通知式涨价，赏赐性供给”，“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光威得知科技部已经立项研发碳纤维的消息，他毫不犹豫表态要“为国家干点事”。碳纤维技术和装备是被国际企业封锁的，我国企业无经验可借鉴，只能自学成材。陈光威在随后的15年里，总共自筹投入了40多亿元。

2004年，光威集团研发出国产T300级碳纤维，中国第一次有了碳纤维；他们相继突破高强、高模、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形成产业化。2017年国家领导人看望陈光威时说“你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4天之后，陈光威因病去世。目前，光威集团承担了多个86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研工程项目，已经为我国军方提供了近千架战机所需的碳纤维材料。

——摘编自陈润、谢再红、邱恒明《民族之光：陈光威传》

临汾钢铁公司始建于1958年，曾是全国56家地方钢铁骨干企业之一。1965年，公司成功试制出高频螺旋缝焊管，填补我国钢管生产空白，产品被应用于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中国导弹研发等重要工程。改革开放后，临钢不断加快技术进步，于1987年建成炼钢生产线，于1989年完成中板生产线改造，结束了有铁无钢、有钢无材的历史。1998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临汾钢铁公司重组改制为“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和“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速技术装备升级，全面优化工艺结构。其中，3300mm中厚板生产线、不锈钢热处理酸洗产线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7年，营业收入由改制前的8.67亿元增长到102亿元，利税由0.68亿元增长到7.4亿元。

——摘编自《临汾钢铁公司志》

材料一   19世纪初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860年，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整个欧洲工业产值的一半。美国主要的制造业集中在以芝加哥为西端、以华盛顿到波士顿为东线的区域内。19世纪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资本价格一直高于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英国，但美国通过大力普及和发展教育、引进人才、发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等手段和途径，努力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弥补了由劳动力和资本价格较高而带来的损失。179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920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与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相适应，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化率）不断增长，从1790年的5%迅速提高到1920年的51%。

——摘编自李佐军《美国工业化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79年，面对国内生活消费品供给与民生需求不匹配的困境，党和政府决定适当发展轻工业，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食品、纺织、服装等乡镇轻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得以复苏。198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明确了建立工贸结合外向型经济的总任务。199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增强了工业企业的市场活力；1994年，国务院发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这是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民营工业企业尤其是广东和江浙一带的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崛起。众多中国工业企业以此为契机，面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运营，中国工业的规模得到了提升，“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为展现中国工业实力的标签。

——摘编自盖元臣《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工业化发展的视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