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后期，一批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安史之乱以后，内外战争不断，政府开支大增。鉴于“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朝廷以户部侍郎刘晏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刘晏主持理财工作近20年，不额外征发丁男，不过分劳扰郡县，借助商人活动和市场作用，革除国家财政工作的积弊，效果显著。盐铁使第五琦负责理财时，因“国用未足”而铸钱，并创立盐法，取得“人不加赋，所入仍旧”的成效。及杨炎当政，视财赋为国家的根本、民生的关键，遂推行两税法，在“赋不加敛”的前提下，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所借鉴，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晚清，唐代理财型官员仍常为后人所称道。

——摘编自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