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清政府把1861年成立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改革后外务部专司外交，其所辖的路、轮、电等项事务最终由邮传部来接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的状态。改革前负责礼仪的机构有礼部、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管理军政的有兵部、太仆寺、八旗都统衙门。改革后，礼仪统一由礼部来管理，陆军部掌管军事，一改过去机构之间交叉扯皮，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这次改革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随着近代商业、工矿、交通运输业、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农工商部、邮传部、学部等，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清政府朝着近现代政治方向迈出的被动而关键的一步这些改革成果日后得到了保留与完善，奠定了此后数年中央行政机构的基础。

——摘编自王淑娟《1901—1907年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在向近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当时中国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这些封建教条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而近代日本由于对文明认知的开放性、广源性与善于学习、见能思齐的民族性格，其维护旧体制、抵制变革的力量远不如中国。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也非常薄弱，而日本一些长于韬略、精明强干的人才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后，便陆续聚集到中央政府之中，他们居于整个倒幕运动乃至明治维新的领导地位，善于把握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动员全民参与。另外，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各藩大名通过组织自己的藩政府来进行自治。相较于中国清王朝那种唯一的试错主体，在日本，民间和个人成就了多元的微观试错主体。

——摘编自庞绍堂、石晶《中国近代变革失败原因探析——从中日近代化制度成本比较谈起》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