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材料二   ……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扬扬得意，以为是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贻害不少。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841年12月，当鸦片战争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为了英国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这就是西方学界十分流行的“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中西文化观念不一，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方人难以接受。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