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东学西传

材料一 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技译述（1584年~1790年）

——摘编自《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翻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其基本特征是“沉沦”；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其基本特征是“上升”。20世纪头20年，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谷底”，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

近代中国这个“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过程，就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摘编自张海鹏《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等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