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从海上入侵我国沿海地区，迫使我国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开始由传统海洋意识向近现代海洋意识转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大多是有关海防之策。这种消极被动的海防观念在甲午海战中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破产。严重的海疆危机，也唤醒了少数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孙中山指出，海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海洋斗争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些重要政策，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和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列岛的主权宣示等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更新，逐渐向现代海洋意识过渡。现代海洋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面的海洋意识、主动的海洋意识、开放的海洋意识。

——据徐质斌《海洋国土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