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成化、弘治年间，徽州“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如：“许琏，歙县人，弘治、嘉靖年间客游淮扬徐泗之间”“黄崇德，歙县人，成化、嘉靖年间挟赀齐东……三晋关中人，推公为纲”“黄义刚，休宁人……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徽商多从事盐、典、木、茶四大行业，及墨、漆、油、纸等手工业品。成化五年（1469）“折色法”的推行，使商人不用再大费周折去边关输粮，只需要用银买盐，极大地削弱了陕、晋商人的优势，徽商很快成为两淮地区的第一大商帮。徽商发迹后，除以重资结纳地方、中央官员，以获得庇护外，还广置田宅，认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并通过“捐纳”的方式攫取官位，以跻身士绅行列。此外，徽商多为弃学从商，推崇“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经商之余也积极延师课子，在徽州兴办或者是修建书院，以至明清“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摘编自谢永平《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摘编自刘灿华《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统治危机,中国并没有放弃内部的矛盾而达到一致对外,清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内部的安定,这便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陷入了双重困境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再随着帝国主义的强迫,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这种一来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换使节的建制,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平等可言,只是侵略者对清政府无理压迫的结果。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曾国藩等认为:外要和戎、内要自强。换言之,就是要在牺牲部分利益的前提下赢得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发展强大自己,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近代外交,是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一种缩影,这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投降的屈辱行径,这在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将是最可耻的一页。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二   1949年1月至8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直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也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