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沽口，准备进京与总理衙门接洽并递交国书，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䜣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䜣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

材料二   《联合国宪章》是二战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宪法性文件，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正常运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大国一致原则一直是维持国际政治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则。美英不顾安理会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令安理会威信严重受损，人们开始怀疑联合国安理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法国、俄罗斯与美英在对伊动武上分歧深刻，安理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摘编自肖又贤《单边主义战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