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营黄泛区农场小麦的丰产，黄泛区形成于1938年河南中牟县黄河的决口。国营黄泛区农场建立于1950年秋天，全场土地分布在河南西华县南部和扶沟县西北部。那里气候良好，土壤大部分是黄河淤积土，地势平坦集中。在1951年麦收时，农场组织了麦收指挥部，拟订了详细的麦收计划，全场各单位，直到生产小组，都按照统一的计划来制订计划和工作进度，做好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检修、运输工具的配备和康拜因试割等准备工作。在1951年的麦收、夏耕和秋种中，全场职工展开爱国主义丰产竞赛运动，如屡夺红旗的孙海山康拜因小组利用六号拖拉机康拜因收麦，创造了二十四小时收割小麦79050斤的新纪录。

在8450亩土地上，农场每亩平均达到209斤的高额产量。比较河南全省总平均产量高出一倍，比较附近农民亩产量高出百分之四十。农场的丰产成绩，使附近的农民开始看到中国农业的美好远景。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学习采用农场的农业科学技术。

——据李春桂柳培良《国营黄泛区农场创造了小麦的大面积高额产量》，《人民日报》，1952年2月28日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里全国建立起数量庞大的放映队，每个放映队要配备1台移动放映机、1台发电机、1套扩大装置、1个自耦变压器、3个收束银幕、1个均衡电阻、30个600米片盘、10个左右120米片盘、10个片箱。他们携带影片进入工矿、农村地区，让电影真正深入到基层。

1950—1957年18个省市区平均每十万人拥有的放映单位数量

——据徐鹤涛《电影如何下乡——新中国放映队体系的建立》

材料二   1951年3月8日在全国26个城市同时举行的“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展映了《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民主青年进行曲》《团结起来到明天》《陕北牧歌》《辽远的乡村》等20部故事片和《中国人民大团结》等6部新闻纪录片。这批影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工农兵形象迅速占领银幕……。

——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

材料一   晚清国内公债筹募概况（节选）

——摘编自刘杰《辛亥鼎革与财政举债：晚清民初“爱国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材料二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来年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总额为1亿分，华东区分担45%，上海市分担华东区的66.6%。上海市组建了公债推销委员会，深入宣传，“购买公债不但还本，而且付息……是争取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解放日报》为公债开设了答疑专栏。工商界巨擘带头认购，群团组织还推动了公债认购竞赛，最终圆满完成目标。

——摘编自孔祥成、牛茹琪《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一   1877年8月，在李鸿章的委派下，唐廷枢开始利用唐山丰富的煤炭资源筹办开平矿务局。为了筹措资金，唐廷枢在上海、武汉、天津、南京、宁波等各口岸销售开平煤矿股票。1878年招股20万两，1879年招股已达70万两。在188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并于三年后（即1881年）全面投产。为了改善运输条件，唐廷枢还修筑铁路运输煤炭。兴办铁路遭到了守旧官僚的极力反对，李鸿章与反对派进行论战，并力邀官员到唐山现场体验蒸汽火车才平息了异议。开平煤矿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已年产75万吨以上，成为重要的原煤供应基地，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不仅供应国家民生，而且供给北洋舰队。

——摘编自谢乐乐《“中国煤炭工业源头”——开滦煤矿》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开滦煤炭销量欠佳，矿方拖欠工人工资，劳资纠纷不断。人民政府特许开滦煤炭运沪换面，允许开滦煤炭独家出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保障。此外，党和政府大力帮助矿方进行企业内部改革，减少开支，也是缓解产销矛盾、渡过困难的重要举措。1952年5月17日，人民政府宣布代管开滦煤矿，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开滦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煤炭开采量大幅度上升，开滦煤矿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杨磊《人民政府代管开滦煤矿的前前后后》

材料   1951年，刘少奇指出，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里“再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存在了”，“实行公私兼顾的方针”，既要“共同努力进行生产”，也要“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等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工会有“改善工人、职员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种设施之责任”。通过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解放区）公营企业实行供给制的经验，参考借鉴苏联职工福利制度安排，由企业行政方面拨款（或投资）设立工人食堂、澡堂、理发室、托儿所、小学校、医院等生活福利设施：企业行政方面每月还须拨交工会组织全部职工实际工资（包括货币部分、实物部分与伙食补贴）总额的1.5%作为职工文化教育费，用于建立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福利设施。1949—1952年，国营企业职工福利事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医院、诊疗所、休养所、托儿所已在相当普遍地设立起来。工人的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如俱乐部、工人剧场、电影院、职工夜校、职工子弟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也在逐步增长”。由此，国营企业行政方面与工会共同负责职工福利工作，同时接受上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工会组织的监督，国营企业以“包下来”为特征的福利制度框架初步成形。

——黄岑玥《20世纪50年代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制度的调整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