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国共内战局势的系统性认知和整体性研判，党对这一时期的农地政策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即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但并不公开宣传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践。这一策略性表达的主要目的在于，既保持同农民阶级的密切联系，又避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而内战形势的逆转使得决策者的整体认知再次发生转变，领导集体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材料二   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然而，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提供农业剩余。决策者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认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将农民和土地有效地组织起来，可以解决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化劣势，而农业合作化正是对小农经济进行组织化改造的重要方式。通过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农业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当然，这是只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面向，其另一个现实考量是消除农业经济两极分化。

——以上均摘自万方亮《认知视角下中国农地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

材料一   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措施，主要包括：先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定额，最后废除针对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80%，等等。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在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此后，逐步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各级供销合作社大力宣传并帮助社队逐步组织起各项副业生产。江苏淮安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配合农村的合作化高潮，从南通等地引进优食兔种，发放各地饲养；洪泽县成为江苏省长毛兔的基地县。就水果生产来说，广东省采取发放预购定金的办法解决农户生产资金短缺的困难。从1951年开始即组织农业技术队伍深入产区举办现场水果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训练班。1956-1958年，除每年安排水果生产专项化肥1万吨以外，省供销社还临时增拨化肥1580吨。各农村基层社一般设有综合收购门市部，除在门市部坐店收购外，还采取开物资交流会约时定点摆货摊、走村串寨、送货下乡、送货上门和利用代购代销员等方式进行收购，解决农副产品滞销问题。

——摘编自李攀《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

材料一   1927年后，苏区教育方针指出：教育要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要为工农群众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时提出的革命文艺方针与此基本一致。1933年，高尔基戏剧学校在瑞金成立，师生经常配合革命活动进行演出。

——摘编自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材料二   1937年，中国共产党将教育方针调整为“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创建于延安，其办学目的是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后创作演出了《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摘编自郝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战火中的高等院校艺术教育》

材料三   1953年，文化部召开第一届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提出高等音乐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一般文艺修养、精通业务知识并掌握业务技能”的人才，并制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方针，要“发扬民族艺术，学习苏联艺术教育的先进经验”，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干部”。

——摘编自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材料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除了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用于全家人的生活消费，农户不仅不可能持续地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53年和1954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1955年，仅棉纱、棉布、卷烟，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少，就使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低4%。当时广大农村，高利贷者日益活跃，雇工剥削的现象逐年增长，租佃的农户不断增加，土地买卖日趋严重，新富农到处出现。如果让两极分化发展下去，广大贫下中农仍将逐步失去生产资料，走向贫困破产的深渊。1955年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而实践上一般地说也能做到初级社比互助组增产，高级社比初级社增产，因而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就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从而调动了他们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

材料一   工业上，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为了满足粮食税条件下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苏俄政府采取租让、出租等方式，把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重新引入国有企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国家除直接管理约4500家最重要的大型企业，其余企业都可以出租给合作社或私人经营。1921年12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的法令解除了对小企业实行的国有化，将这些曾收归国有的企业通过出租的方式交还原业主经营，实际上使大部分小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非国有化了。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二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三个阶段逐步完成。1953前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自1954年1月起，国家开始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深入企业内部，企业的生产关系由原来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变为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1955年11月起，中共中央作出逐业、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决定，这样，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

——摘编自齐鹏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