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表：人类文明交流史料（部分）
| 区域 | 时间 | 史料 |
| 非洲 | 公元前13世纪 | 埃及雕刻中出现赫梯战车形象 |
| 欧洲 | 公元前5—公元前1世纪 | 塞浦路斯、撒丁岛和马赛出现许多用腓尼基字母书写的碑文 |
| 亚洲 | 1世纪 | 《汉书.地理志》关于“殷道衰，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田蚕织作”的记载 |
| 亚洲 | 646年 | 日本颁布《改新之诏》，全面学习“法式备定”的唐代制度 |
| 亚洲 | 771年 | 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信德欣德》运用了大量的印度数字 |
| 美 | 15世纪 | 哥伦布给国王的信中提到“携带有种马、母马、骡子和其他的禽类、大麦和各种果树等”运往美洲 |
| 欧 | 1750年 | 鲁士政府法令规定：“所有王公贵族和庶民百姓要充分理解种植马铃薯的益处，并把马铃薯作为今春主要食物。” |
| 亚洲 | 1912年 |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践行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原则 |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文明的交流与进步”为主题，从经济、文化、制度交流中任选一个角度拟定具体论题，并进行阐释。（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充分，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3 .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现代政治制度的滥筋，其“四大文明”（代议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不但为世界政治文明做出了贡献，其渐进式政治改革模式更是确保了英国三百多年的和谐发展。……《权利法案》前的暴力革命为近代英国宪政改革奠定基础。……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英国逐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新兴的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取得更多议会席位，确保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经济迅速发展。……196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自由、平等的普选制才真正确立起来。
——摘编自阁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尽管宪法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暴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速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并说明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兴起的背景，并分析制约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1923年2月4日，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袁了演讲，畅想科学应用的未来，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哲学家罗素予以批评性回应，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指出“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罗素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不仅呼应了20世纪初科学发生的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摘编自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材料二1923年2月14日，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强调宗教、道德、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呼吁人们应该恢复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以此批判因科学进步带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殖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后果。玄学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引起了科学派的强烈不满。4月23日，地质学家丁文江针锋相对，指出科学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支配人主观。以怎样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科玄论战”由此开启。后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进来。瞿秋白指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经海规律决定人生观的形成与变化。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中国思想界对于“西学东渐”的再思考，也是对五四时期传播的科学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谨《从“科玄论战”看“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源及其融合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东西方两场论战背景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科玄论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