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在社会中无处不在。18世纪以来，伴随西学东渐，融入西方色彩的礼俗变革悄然伊始。辛亥革命后，中华礼制简约化与世俗化趋势无可逆转，一些古代礼俗如跪拜礼废止不行，“大人”、“老爷”等官场称呼不再使用、“先生、君女士、太太”等称谓成为时髦用语。1915年，陈独秀发文宣称：“中华固有之伦理、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股“国学热”的潮流带动了部分传统礼仪的回归，地铁上大学生的“汉服秀”、中小学校园诵读《弟子规》，举行“冠礼”，社会上朋友相见作揖打拱，夫妻互称“郎君娘子”等现象屡见报端网络。

——摘编自唐翼明《国学热是中国人自发的文化自救》

材料二   法国礼仪制度举世闻名：法国人一度被誉为欧洲最有礼貌的民族。1789年，一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骤变席卷全国，巴黎大街上充斥着互称“公民”的激进男女，在打倒波旁王朝的同时，也将优雅的法兰西礼仪——日常交际礼仪，餐饮礼仪、着装礼仪等视作旧体制的毒瘤，逐一以革命法令彻底废除。1875年，动荡的法国开始消停，社会重新认可了传统的礼仪文化，礼仪规则在越发高雅，规范的同时又日趋平民化、大众化。从1914年到二战胜利，礼仪越来越简化快捷。然而到1991年以后，法国尊崇古典礼仪的社会群众越来越多，人们又开始使用一些早已不太习惯，消逝近百年的礼仪，如吻鼻礼、鞠躬礼。

——摘编自（法）鲁维洛瓦《礼貌史》

材料一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来说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及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长期延续、不曾中绝的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前的三个世纪内，这种优势地位仍然存在。烂熟的官僚政治制度，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还有虽显沉暮但仍不乏开拓创新的思想文化，几乎使所有在16～19世纪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人，无法不感觉到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强大与魅力。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20世纪，罗素把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别作了对比。指出“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与白种人为自己确立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所有权，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西方民族和个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由于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这对于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带来一种确实的好处。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他热切地期盼中西两大文明互相取长弃短，获得双赢，这种态度同两百多年前的伏尔泰等人的态度如出一辙，伏尔泰强调中华文明“尚和”而鄙弃争夺的价值追求，把它视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摘编庞卓恒《尚和与尚争：中西传统文化主导价值歧异和现代交融趋势》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出一些有利于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措施。明太祖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章奏，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算是为政治表达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清朝前期，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政府允许纳货捐官，并不断扩充科举录取的名额。在西方的冲击下，维新派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警告“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因触犯权贵的既得利益，仅行百日即被废止……庚子祸乱后清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1908年，清廷开始筹办地方语议局、中央资政院，以选举民意代表、“博采群言”并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皇族内阁”的结局使这一民意机构走向政府对立面。摘编自徐军《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袁刚《民心尽失的历史警示》等材料二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许多国家产生了等级会议，如1265年英国的“等级会议”

以及后来法国的“三级会议”等。从政治参与上看，英国政治在10世纪时政治参与主体扩展到王权和世俗、宗教贵族；到了12世纪以后，扩大到工商业主（新贵族）骑士，以及从理论上，所有具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民。随着议会地位的提高，由资产阶级、市民组成的下院的作用逐步增强。“光荣革命”后，真正由选民选出的议员组成的下议院才形成，但这仍然是一种包括性别、年龄甚至是身份、财产的有限参与。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普选权。

——摘编自陈楚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历史沿革》

材料一中国古代往往以政权为依托，通过国家专卖（或禁榷）平准、均输等方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产、运销实施垄断经营，达到既利税双收又挤压商人的目的。就田赋和徭役而言，秦汉为田租（税）口赋、力役，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演变为计田（丁）征收的租、计户或丁征收的调与力役（或庸）。唐中叶两税法改革后至清代，先是租调和部分力役并入田亩税，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中叶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力役最终全部并入田亩税。其赋役结构在清代最终完成人头税向土地税的转化，同时也完成赋、役合并及由实物到货币税的转化。

——摘编自杜树章《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赋税制度变迁的特.点》

材料二14世纪以来，英国赋税的征收及监督权由议会掌握，近代英国赋税来源于议会。然由议会协商授权的赋税因其税项不同而来源各异，主要有补助金、1/15税和1/16税，关税、人头税等。随着战争的扩大，征税的理由和赋税的用途亦开始变化。最初，国王要求议会征税往往以战争为借口，自16世纪中期以来，赋税的用途亦开始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17世纪中叶，英国因征税问题而爆发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最终确立起议会绝对的赋税大权。

——摘编自膝淑娜《英国近代赋税的来源与用途》

材料 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儿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经营山泽），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几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故按察中国地理，而观其历史上之变化，实最有兴味之事也。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缘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知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