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东西方文化发展轨迹不同，体育演进也必然依附于文化发展而变化，中西方体育传承方式的迥异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并非“大同社会”，而存在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中西方身体活动传承模式之比较

——摘编自李国冰《中西方文化差异与体育传承模式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大一统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德法并治思想把德的教化功能和法的强制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

——摘编自刘静、韩冰《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现代价值》等

材料二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并成熟。洛克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制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康德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