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三种动机，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经学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部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论及诸如“气”、“理”之类的儒学概念。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近代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摘编自钱兆华、申玉香《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发展所发挥的相似作用，并说明其对科学及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1923年2月4日，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袁了演讲，畅想科学应用的未来，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哲学家罗素予以批评性回应，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指出“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罗素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不仅呼应了20世纪初科学发生的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摘编自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材料二1923年2月14日，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强调宗教、道德、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呼吁人们应该恢复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以此批判因科学进步带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殖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后果。玄学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引起了科学派的强烈不满。4月23日，地质学家丁文江针锋相对，指出科学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支配人主观。以怎样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科玄论战”由此开启。后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进来。瞿秋白指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经海规律决定人生观的形成与变化。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中国思想界对于“西学东渐”的再思考，也是对五四时期传播的科学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谨《从“科玄论战”看“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源及其融合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东西方两场论战背景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科玄论战”的意义。
——摘编自张申、张亚光《中西经济思想的首次“大分流”》
根据图片信息并结合相关史实，围绕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与发展，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结合一个或多个时期加以阐述，论述符合逻辑，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国边疆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上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众多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实践中创造了统一边疆地区的不同模式，大体可归结为三种，其一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其二是由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其三是以武力实施统一——对准噶尔部的战争。17世纪后，在古代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面对变化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仍沉迷于以治理“内边”为主的边疆政策的传统中不思进取，致使清前期边疆政策的辉煌成就很快成为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成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一些人深切地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了教育文化水平，摆脱了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1929年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主要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计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国民政府制定《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设置察哈尔、绥远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对西南边疆明确规定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边疆地区与内地一样建立省县两级的统治，如西康建省等。民国政府在民主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与前清不同的治边思想和边疆政策，既有历史的继承，也有一定发展。
——摘编自马玉华《治边政策：从清代到民国的梳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清代后期边疆政策破产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主要变化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