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中就开始使用。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后来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展，从西亚、北非、南亚到东亚，最终囊括了整个亚非地区。
——摘编自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西方”一词成为凝聚并体现美国与西欧政治、经济及文化含义的复合体。在政治上，它被贴上了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标签；在经济上，它同生活富裕画了等号；在文化上，它指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文明为核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竭力给非西方国家贴上“威权”“专治”“落后”等标签，借此凸显他们自身的优越感。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人还是会把西方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邪恶本质联系在一起，
——据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等整理
(1)概括指出材料一中古代罗马人划分东西方的依据，并分析古代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概念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 仓颉创字，敬天敬神，担着大伙的祸福安危。在那些文字造型中，很少有横冲直撞、东侧西歪的文字，文字表情大多是平稳与安详的，充盈着一种静态的美感。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不管是象形，会意还是形声的字，不管是雄劲素放还是秀丽婉转的书写风格，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却是更加趋于稳定。汉字自商周的甲骨文、金文、篆书至汉隶唐楷，异彩纷里，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写法，同一种字体也有各种写法。各书法方家都始终不离不弃，坚定不移地信守着那个四平八稳的方块格局。
据分析，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起源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关，古印欧语的创始人创造文字时，临慕的物象都是那些奔跑运动中的物象成是歪斜着蓄势待发的一些物象。古英语的起源有日耳曼人的影响，现代英语主要受希腊语和拉丁文的影响，而后两种语言又直接源自脖尼基文。腓尼基人为适应商业的快速要求，将埃及人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简化成了歪歪扭扭、动感十足的22个字母，颠来倒去组成文字，希腊人在22个字母基础上变做26个字母，肇始于游牧民族或是海洋文明的拉丁字母以及由此衍生的英文，体现的是一种婉转灵动之美。
——摘编自郭东《静态美与动态美——从汉字与英文的造字差异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汉字与英文发展过程呈现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汉字与英文差异性的认识。
材料一 新思潮中的重新评判传统，并不仅仅是批判孔教。在胡适、梁启超等学者的努力下，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以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与西方争胜。胡适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注重古代哲学家著作的真实性。胡适还呼吁扩大研究的范围，打破一切门户之见，庙堂的与草野的文学均应该研究。他对墨家学说和古代白话小说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从1919年起，梁启超开始着手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史学、墨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建树。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批判性地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冯友兰关于道家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传世经典。中国学者的某些杰出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外国权威机构的肯定。大体上，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的重要学者，他们所做的工作要比早期那些攻击传统的人更具有建设性，也可能更具有远见卓识。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文物古迹的毁损问题严重，引起了保存古迹运动。历代教皇收集异教的雕刻品和零散的建筑物，并运抵教廷与罗马的博物馆存藏。许多古典的雕刻品被藏于王宫和花园。马佐拉与贝蒂尼经过4年的功夫，尽力模制罗马遗迹上的雕文，然后发表了《罗马城的古隽语》。1515年，教皇利奥任命拉斐尔整理古物，他和同伴一起设想了一个颇为不凡的考古计划并加以实施。遗迹古物的寻获，影响了整个艺术界和思想界。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塔斯》，其拟古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文学将基督教的神学转化为异教的神话，并以奥林匹斯取代天堂。绘画方面，古典的影响表现于异教的主题画。古典的夸耀很明显地表现于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费高达100万金币，“实为空前伟大的建筑物”。
——据【美】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的原因，概括其取得的“建设性”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意大利“保存古迹”的方式，分析该运动产生的影响。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们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李超之死为何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谈谈“李超们"新生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