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材料一   毛泽东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及其组织问题。1938年，他为陕甘宁边区《儿童报》题词，勉励“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办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1年他提出“好生保育儿童”的号召。毛泽东勉励儿童“天天向上”“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好好学习”，1951年为渡江小英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952年为育英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毛泽东的儿童思想在巩固政权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着党和政府对新中国儿童的期望。

邓小平在1980年为全国少先队员和小朋友题词，“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在1989年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材料二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从政党初创到革命建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及至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一直把国家的命运放在首位，深刻认识到年轻一代的生力军作用，关注与关怀其成长，并在保险儿童基本权利和独立地位的前提下使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诸多叙事不断证明“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因此着力培养服务于国家发展同时又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个性化人才，培养具有坚定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情感、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等品质与素养的儿童群体，正是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校、家庭和社会乃至全体中国人民要同心同向同努力的事情。——以上均整理自薛国凤《“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儿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