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2)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对材料中李大钊的观点进行阐释。
材料 由于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出现一次革命高潮，两次革命高潮，确是三次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应该是：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但是近代中国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政治革命高潮，却没有出现过产业革命高潮，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政治、思想上的快速步骤……这就给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负荷。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初级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理论，而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转折中却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事实。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1)任选材料中所述“三次革命高潮”中的两次，说明它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2)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经济上的“沉重负荷”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出现民族史撰述高潮的历史背景，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知识，说明王桐龄、吕思勉等著述观点的局限。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顾颉刚和费孝通在中国民族研究上观点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 A．观点差异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 | B．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而趋于全面 |
| C．各种学派迭出不利于还原历史真相 | D．后来的学者研究比传统观点可信 |
材料一 13-14世纪是英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逐渐拥有了自由劳动的权利。随后，获得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农民要求获得领主自营地的承租权。对个人劳动力的“所有”以及货币契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变为自由民的个人财产，小块土地所有制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一崭新的土地经营方式首次在英国出现，传统农业变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7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以一系列技术革新与革命而著称，其实它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所有权发展的革命。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二 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摘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
（1）根据材料一，概述英国农业变革的基本历程，归纳这一历程体现的主要线索。
（2）根据材料二，指出农业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和现实依据。
（3）综合以上材料，从历史影响的视角比较中英农业变革的主要异同。
材料：
第二章秦代事迹：始皇治法；始皇拓土；秦之失政；二世之立；
第三章秦汉兴亡：陈涉首事；刘项亡秦；诸侯相王；楚汉兴亡；
第四章汉初事迹：高祖初政；高祖翦除功臣；高祖和匈奴；汉初功臣外戚相诛；汉初休养生息之治；封建制度变迁
第五章汉中叶事迹：汉代社会情形；儒术之兴；武帝事四夷（一至七）；论武帝用兵得失；武帝求神仙；武帝刻剥之政；巫蛊之祸；昭宣时政治情形；昭宣元成时兵事（一至四）
——吕思勉《秦汉史》目录节选
（注：“昭宣元成”分别指代汉武帝之后的四任君主，即：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汉元帝刘奭、汉成帝刘骜。）
材料目录共五章，每章包含若干小节。请在阅读该目录后，选取其中一或多个章、节，结合所学知识，对秦汉历史的发展进行简要评述。（列出所选章节；评述历史要求史论结合、叙述完整、评价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