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四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时，富商大贾势力恶性膨胀，地方王国铸币泛滥。为此，政府颁行了五铢钱，由于这种钱币制作精美，工艺精良，且具有一定的防伪性，远非私铸者能及，货币的混乱状态被彻底刹住。对盐的生产，全国设37个盐官分别管理。铁的做法也一样，自开矿、断冶、加工到发售，一概归国家经营。此外，政府还加强对全国物价的掌控，打击囤积居奇的现象，把富商大贾迁到都城附近或者边远地区，使其丧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曾昭英《汉武帝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