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国王授予部分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特许权，建立了众多的特许公司，其代表有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 莫斯科公司 | 成立于1555年，拥有对俄贸易特许垄断权。公司向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为呢绒和火器，从俄国输入主要为蜂蜜、鱼油、毛皮、木材和海军军需品等。1698年其垄断权被取消。 |
| 利凡特公司 | 成立于1581年，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该公司每年出口价值约15万英镑的呢绒，进口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料。该公司利润率高达300%，其势力越来越强大。到1825年才最终失去特许状。 |
| 东印度公司 | 成立于1600年，拥有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后又获得官吏任命、审判、军事等权力。每年向国内提供产自亚洲的棉布与丝绸，获利巨大，并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印度事务。 |
——据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相继建立。这些企业隶属于总督、巡抚，形同官府衙门。后又建立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总办、督办也均是由政府任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提出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例，准许民间投资开办。20世纪初，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逐渐转为商办企业。为此，清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
——据周其厚《论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在英国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企业与英国特许公司的不同之处，并简析洋务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所谓“天下国家”，即主张“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也就是将天下所有土地、所有民族纳入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正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国家观的最好诠释。这样的“天下国家”理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是“大一统论”，即把理想中的国家设计成一个“大一统”模式，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其次是“畿服论”，即依据“服”——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与地理空间分配，形成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是“夷夏论”，这是在“畿服论”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关于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摘编自李克健《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告诉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开端。具体而言，“国家”的内涵包含这么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这样，在统治中，国家就必须履行其他一些社会管理和组织职能。
——摘编自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明初，惩元代币制之弊，停止元之纸币流通，设国家铸币局，京师称为“宝源”，设于外地称“宝泉”。明代钱币有两种，一为制钱，为本朝所铸，二是旧钱，为历代所铸。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因铜量不足，设宝钞提举司印造纸币，并规定纸钞可兑换金、银，租税则宝钞与钱币并收。但中后期滥发纸币，钞值暴跌，不得不废，铜钱和银两遂成流通货币。清代的币制则采用银本位制，国家财政收支完全以银两为单位计算。
——选自纪宝成编《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材料二 许多工业企业家和有组织的劳工不喜欢金本位制的僵化，在金本位制下，政府不能利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并且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善工业的竞争地位。政治上敏感的一些银行家也愿意接受经过改进的美元本位制，这将使美国的国际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特权地位。大通银行董事长认为：“美元可以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稳定挂靠单位，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外汇媒体”。到1944年初，凯恩斯和怀特充分讨论出黄金－美元本位制下国际货币稳定与国内管理的货币灵活变动之间的妥协方案。
——选自（美）杰弗里·弗里登著《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
（1）根据材料一以及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货币政策的特点，并分析最终走向“银本位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指出1944年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制定者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解决的实际效果。
| A．长途贩运中商帮的竭力控制 | B．政府和各级官吏的压榨盘剥 |
| C．官营盐业不及私营盐业发达 | D．太平天国垄断了两淮盐运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