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早已成为古人的思想共识并成为寻求国家长之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中国古代地缘安全环境自成体系，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中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掌握的经济、文化资源比周边地方雄厚，对边疆游牧、渔猎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从而增强了“中华一体”的国家安全目标观，也导致了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政治领域，尤其体现在军事斗争中，这也使中国古代战略学家与历代王朝均认识到治国安邦、抵御外侮的基石是增强国家实力。中华民族生存圈边缘的山脉、大漠和海洋，形成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天然国家安全防御屏障，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相对优越，生活方式相对稳定，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较难产生强烈的扩张动机。中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防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防御性工程，这体现了古代中国安全战略文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中国传统“和合”地缘文化特别强调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秉承“协和万邦”的文化理念，重视国家关系的和谐，主张对外关系要行“王道”，反对战争，在“和合”地缘文化的影响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制逐渐形成。
——尹朝晖《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借鉴价值》
材料二：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我国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式，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提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新时代总体安全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传统安全观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时代国家安全观与我国古代传统安全观相比较所呈现的变化，并分析新时代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注：比索是一种西班牙货币单位）
| 时间 | 1576年 | 1586年 | 1596年 | 1620年 |
| 价值 | 30万比索 | 50万比索 | 100万比索 | 200万比索 |
| A．玉米 |
| B．茶叶 |
| C．鸦片 |
| D．白银 |
材料一1923年2月4日，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袁了演讲，畅想科学应用的未来，提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哲学家罗素予以批评性回应，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指出“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罗素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不仅呼应了20世纪初科学发生的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摘编自刘钝《“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材料二1923年2月14日，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强调宗教、道德、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呼吁人们应该恢复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以此批判因科学进步带来的西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殖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后果。玄学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引起了科学派的强烈不满。4月23日，地质学家丁文江针锋相对，指出科学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支配人主观。以怎样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科玄论战”由此开启。后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进来。瞿秋白指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经海规律决定人生观的形成与变化。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中国思想界对于“西学东渐”的再思考，也是对五四时期传播的科学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谨《从“科玄论战”看“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源及其融合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东西方两场论战背景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科玄论战”的意义。
材料一 “传统中国人的认同，除了‘国’之外，还有‘家’与‘天下’。所谓的‘家’，不仅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小家，而且还指的是与你的血缘相关的‘家族’、决定你气质的‘地方’以及特定的宗教或文化风俗。更重要的，乃是有‘天下’，一套普遍主义的价值，天下价值高于国家的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有着悠久的家、国同构历史；而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在内，超越于家庭、家族、血缘、国家范畴的，则是天下观念，由此产生古代中国自我认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存在家国一体、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异必诛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以天下意识来包容异族、以夏变夷、化夷为夏、四海一家、天下一家。这里有《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有《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先齐家者，必先修其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岳飞的“忠君报国”，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家国天下》
材料二 实际上，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变化，就是个人、家国、天下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中心的种族优劣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另一方面，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毛泽东的家国天下情怀，则逐渐把家族制身份制为核心的古代国家主义改造为契约制民主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近代国家主义，进而提出具有世界主义视野、人类平等意识的真正的近代国家观。梁启超晚年断然抛弃强权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强调“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我们究竟应该不应当爱国》，提醒国人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要以理性、自由、平等作为感情冲动的基础和价值选择的尺度。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摘自“爱思想”站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家国天下情怀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家国天下情怀产生的原因。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什么是现代国家？近代以来，人们根据源于西方的各种观念，或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或将建立联邦制、地方自治制度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或将建立普选制议会制、两党制多党制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这些理解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从政体即政治运作方式来认识现代国家的。
——摘编自（英）克里斯·皮尔森《论现代国家》
材料二 什么是现代价值、现代文化、现代精神？近代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以勤俭敬业的职业劳动来遵守上帝戒律、完成上帝旨意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代表了现代价值，有人认为坚持自利的个人本位、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彼此自由竞争和博弈代表了现代价值。
——据张书琛《西方价值哲学思想简史》等
材料三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面对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而仓促开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何谓现代、怎样转型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一直没弄清楚。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奋斗，但现代化成效依然有限。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伟大转型，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才真正踏上征程的。
——据高德步《中国价值》等
（1）根据材料一的标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在1840—1949年成效有限的原因，指出1949年以来中华文明在实现现代转型方面的具体表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形成了自己本身的一套理论化和制度化的行事规则和价值倾向，当君主个人的意志与官僚机构本身的目标形成冲突的时候，官僚机构并不会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必然对君主权威会有所“反弹”，中国的官僚制度中的君尊臣卑原则的干扰就削弱了。而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教义对于专制官僚统治是缺一不可的，古代官僚集团作为儒家学说的具体推行者，其观念与行为也受儒家思想的左右。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下，民众只有义务，官僚和君主则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于是，在专制君主——官僚——民众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颠扑不破的政治文化格局：官僚利益分赃、民众负担税赋军事等义务。在中国古代这种官僚制度体制下，不难看出，只有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官员的升迁和降黜之权操纵于上司的手中，这就必然会形成关于对上级强烈的依附性，处理公务只对上级负责，唯命是从，照章办事，那么为了迎合上意，也就理所当然地编造出一些形式主义的噱头，行动上得到上级的肯定，因此中国古代的官僚在执行法律时“亲者断其生，疏者判其死”，服从权力而不是法律，处理日常公务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摘编自马欣荣《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弊端探析》
材料二 1853年开始英国议会就提出要改革东印度公司的人事制度，而财政大臣格拉斯顿在议会中提出对英国文官制度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主要集中在财政部和海军部，并对文官的录用、考试、晋升、分级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建议的中心是要求确立公开、理性竞争的考试制度，择优录用。1855年5月21日，帕麦斯顿内阁颁布了官吏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枢密院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成立独立考试的三人文官事务委员会，具体研究和实施改革方案。1870年6月4日，格莱斯顿内阁又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确立了“凡未经考试并持有文官事务委员会合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从事任何事务类官职”的原则，明确了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英国以文官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国内政治上的落后、腐败和贪污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不完善。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政治调整的典型。而它的这种做法对世界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当今世界2/3的国家都在实行这种官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现代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英国在此具有开创性功劳。
——摘编自潘卫《英国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及其弊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近代英国官吏制度发展的显著特征。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英两国官僚制度发展演变中得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