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史料一 和亲政策在西汉初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时两位最高统治者之间表面上的平等性和互补性为汉朝与匈奴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尽管不是理想的——基础。和亲政策的启用并不仅仅是在与更强大的国家相处时为了建立一种“活路模式”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战略，其目的在于吸收匈奴领导阶层的下一代进入汉王朝的政治领域，借以压制匈奴这个独立而又充满敌意的国家。这一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作春秋时期婚姻外交的延续发展，表明汉王朝等候时机，并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以获取长远的政治目标。汉朝的制度性皇权和匈奴的神赐能力的酋长制这两种政治权力观念存在的巨大差异，甚至是不对称的，这可以说是和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史料二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史料三 顺治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达赖喇嘛首次得到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册封，从此历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代中央王朝。这不仅是西藏宗教界对中央王朝的认可，也是西藏僧俗民众对中央王朝的归附。尽管达赖喇嘛的称号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不可相提并论。

——摘编自《中国历史资料选编》

[探究]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实行和亲政策的原因。
(2)根据史料二，概括唐代民族政策的特点。
(3)根据史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在西藏实行的册封制度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影响深远的原因。

2 . 史料一 汉文帝废除了刻面、割鼻、斩左右趾等刑罚，景帝时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和孕妇等人应被审讯关押的，都不得加械具。在司法判决中，盛行以《春秋》的精神作为解释法律和作出判断的基本原则。许多经学大师纷纷以经解律，东汉时许慎、马融、郑玄等人各立门户。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史料二 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金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然仍并用古律。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谓其实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而已。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依照《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刑法》

史料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已“发展到最高峰”。宋代法律在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推进司法公正等诸多方面，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宋代对法律主体的认知有突破性进展，佃户、雇工、人力、女使等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仅在契约的有效期内与主人维持主仆名分；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廓户”(相当于现在城镇户口)，成为“能为国致财者也”。

——摘编自朱勇《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

[探究]
(1)根据史料一，概括中国汉代法制特点。
(2)根据史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唐律颁布的历史意义。
(3)根据史料三指出宋代法制“发展到最高峰”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