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与西方传统节日的差异，并分析西方传统节日文化特色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现代中国节日文化出现的新变化及其意义。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天命观的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 葛洪，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其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肘后备急方》记录了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葛洪《肘后备急方》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葛洪及其著作《肘后备急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