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将“名教”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他指出“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认为儒家教人重名，旨在鼓励世人为国为民;并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才缺乏的主因是“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并强调“教不本于学校……则不能覆名实”。他倡言在科举内容上要求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并强调“考校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在选官上他认为，官吏职位高低必须与能力大小与相一致，并指出“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相反则会压制人才,挫伤积极性，如他见胡瑗“志行坟典，力行礼义”，故奏荐其为学官。此外,他还认为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监察官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不畏强权、关键时刻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摘编自夏其干《范仲淹吏治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影响。
| 《论康雍乾盛世》 |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繁荣程度超过了汉唐盛世 |
| 《论乾隆》 | 如果把乾隆一朝取得的成绩作横向（世界范围内）的考察……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 |
| A．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 B．史学观念发生变化 |
| C．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 | D．史学研究不断深入 |
| A．开创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 B．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仁政思想 |
| C．有利于约束封建君主的行为 | D．为儒学产生找到了自然依据 |
| A．监察部门地位上升 | B．皇权对相权的防范 |
| C．中央权力相互制约 | D．御史深得皇帝信任 |
| A．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 B．推动铁犁牛耕普及 |
| C．促进了官营手工业发展 | D．减轻百姓赋役负担 |
材料一 北宋境内三分之二的耕地都在南方。南方水稻亩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加之南方普遍实行的是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北方。就手工业生产而言，由于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茶树、桑麻、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以此为原料的制茶、纺织、榨糖等行业在南方地区自然更加发达。由于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东南地区的制瓷、日用器皿制造业等因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而更加具有活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财赋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基础。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大提高，导致稻米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不敷需要。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因桑、棉的种植致使粮食紧缺，需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运入，于是出现一些粮食业市镇。商人由湖广、江西运入大米，再由米行转卖到邻近各城镇。江浙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棉花种植很多，但仍供不应求。北方的河南、山东是新发展起来的植棉区，产量亦很可观，但棉纺业并不发达。当时南北方出现棉花和布匹的对流。
——摘编自王天有等《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宋代到明代江南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 A．地方吏治决定国家安定 | B．务本兴农成为治国之本 |
| C．官营冶铁技术已经普及 | D．精耕细作农业发展成熟 |
| A．君主专制受到部权的严重挑战 | B．内阁侵夺六部职权较严重 |
| C．中枢决策机制因时而自我调适 | D．废宰相导致明代格局混乱 |
| A．政治中心南移影响水利工程建设 | B．黄河流域灾害频发破坏性较大 |
| C．经济格局的变动影响了区域发展 | D．商品经济发展冲击了小农经济 |
材料 中国智识分子（即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智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中国的智识对象与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体之共同目标上。只有向社会全体服务，才是人生最高天职。于是形成中国智识界之上倾性而热心政治。由治国、平天下转到正心、诚意、修身，仍不是个人主义。若在西方则不然。西方人对智识，似乎自始即没有对普遍全人群而寻觅之旨趣。智识对象亦遂趋于个别化。换言之，则是个性伸展，而非群体凝合。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
依据材料提炼出其中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就所提观点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