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历史上是单一制和大一统国家，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存在误解，认为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脱离皇权。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古代的官僚机构比较简约，只在县一级才有正式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治理依靠非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乡里的胥吏、地方精英和传统农村行业协会（青苗会、水利会）等。这些人员辅助地方治理，受地方官员节制，并不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而恰恰是国家治理建构的结果。”

材料二 “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别。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因为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材料均选自《中国新闻网》2022年6月5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