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海上格局指国家力量在海上的对比态势。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海上霸主。17世纪中后期，在与英国海战失利后，荷兰霸主地位被取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多次击败法国，维持了海上霸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海权崛起，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21世纪以来，“海上多极”趋势明显。
海上格局转换的焦点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力量对比的竞争；二是关于海洋规则的博弈。西方国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对海洋规则的理解上，各海洋强国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尤其在主权和安全理念方面，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与后发海洋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国际秩序的建立或塑造离不开实力的支撑。
随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各海洋强国既需要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又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协调一致。由于海洋环境恶化、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发酵，人类正在迈入全方位认知、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
——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以来海上格局演变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海上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2 . 材料 张元济是中国杰出的出版家、实业家。1902年他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锐意改革，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民国初期，主编出版了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开创了中因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编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版《小说月报》等刊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商务印书馆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藩离，为当时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闭的视野。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使其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摘编自《中国出版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张元济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庆历革新中监督官员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