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7年7月15日凌晨，浙江政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将秋瑾“就地正法”。秋瑾案的发生.全国舆论哗然。浙江地方大员张曾扬、贵福因办案不力而受到舆论攻击，最终仕宦前程被断送。以下为当时部分民间舆论的摘选

秋瑾女士以徐锡麟案株连，被杀于轩亭市口，论者冤之……惟闻女士自幼通经史，工诗词；及长，痛心国难，每于新报新书中见外侮浸迫，则横涕不可抑，大有‘四十万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之感……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

——《秋瑾之演说》文前编者按语（1907年7月22日《申报》）

越郡士绅以秋女士并无叛逆证据，亦无口供，联名上控嵊县；各学堂亦以无故查抄枪毙学生，禀请赔偿名誉。而贵知府则置之不理，现亦须分投上控矣。

——《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1907年7月28日《申报》）

材料一   岁戊申（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载橘逾淮弗为枳矣。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辄以是疏先焉。

——（明）徐光启《甘薯疏序》

材料二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今菲律宾）。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坚硬不肥沃）之地遍行栽播。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注：《金薯传习录》是一部引种、推广、种植和传播甘薯的农业科学史料汇编。

材料   包拯在知谏院等任内，多次提醒宋仁宗：“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包拯认为，宰相必须是“能尽心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任者”；御史府是“朝廷纪纲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夫转运使、提点刑狱，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狱讼之冤滥，以至生民利病、财赋出入，莫不莅焉。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蔽”；“盖刺史、县令，耳目接于民事，惨舒攸系”；“如州县之职不举，按察之吏又不以闻，则朝廷无由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终无告者矣”。

——摘编自董伯庸《试论包拯关于整顿吏治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