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李兆良的“新发现”谈谈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出身于耕读人家，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开始学起。他先后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后，丢下科举，一心学医。1909年，他完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第一部中西医结合的专著，主张学习吸收西方医学的先进成果来补充中医，力主实现中西医之融通，力求发展中医。张锡纯深受“津沽医学”鲜明地域性、广泛包容性等特色影响，摒弃当时中医界固守旧说、空谈理论的恶习，接受近代科学实验的方法，一丝不苟、细致观察病情，成为当时一种新的学风。1928年，张锡纯寓居天津，开办了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和“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之士，建立中医院以巩固阵地。
——摘编自王远韬、刘毅《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先驱——张锡纯》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锡纯取得巨大医学成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张锡纯医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共有17个成员国，其宗旨是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1994年4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正式解散
——摘编自《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
材料二 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含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摘编自《〈瓦森纳协定〉与美国政府的技术输出政策》
材料三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摘编自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签署《瓦森纳协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瓦森纳协定》的共同点。
(3)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毛泽东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此的认识。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史学所具有的优良传统。(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中国史学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靳辅治理黄河的特点并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黄河治理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受制于20世纪初国家意志和整体工业水平的低下，苏联在20年代所生产的飞机和发动机多是进口飞机的复制或改良版。而斯大林认为，苏联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1930年初，航空工业托拉斯改组为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全苏航空工业联合体。随后，一大批飞机和发动机生产和设计单位陆续成立。1936年，赴美学习的代表团提交了有关美国飞机制造及管理经验的报告。1933—1938年，苏联航空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使飞机性能得到了根本性突破，研制出飞行速度超越外国同类机型的新一代高速战机。1945年战争结束后，苏联一跃成为除美国之外的一流航空大国。至60年代中后期，除部分民用航空器外，苏联在军事飞机各领域的设计和制造的技术水平均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凡、华盾《苏联航空工业的兴衰及启示》
材料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重点发展了六大飞机修理厂。1960年，随着苏联撤走援华航空专家，中央军委下达通知，建立统一的中国航空研究院。此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三线建设”的调整中，航空科研建设项目未能被列入重点确保范围，但航空人对航空产品研制的热情依旧高涨。1975年，我国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技术，并于1980年实现国产化。1993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航空工业实现了向市场主体的转变。1995年，航空高科技的国家战略定位得到了重新确立。2017年，中俄远程宽体客机正式命名为CR929，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向商用飞机研制领域中最高难度的宽体客机发起挑战。
——摘编自铎恩《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航空工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其意义。
(3)结合材料一、二、谈谈中苏航空工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就西方世界而言，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和犹太人的一神教，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二分法的基础。其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断裂和对外殖民扩张，进一步塑造了其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中的二元思维——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两组对立的范畴，由此催生了19世纪的文明等级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赋予西方文明以“优越性”和“普世性”，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化理论”产生影响。他们宣扬一元现代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带有资本主义缺陷的西方模式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
——摘编自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求索出路，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普遍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明确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认为“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调和融会的产物，“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李大钊透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为“救世界之危机”所开出的“第三新文明”良方，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摘编自纪亚光《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三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彩多姿、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世界文明观的内容并简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谈谈你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 施剑翘，安徽桐城人，幼时受过私塾先生传授，后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25年，其父施从滨在北洋军阀混战中被直系军阀孙传芳枭首示众，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于1935年刺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此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同情，先后经历三次审判，最终由国民政府发布政府公告，将施剑翘特赦释放。出狱后，施剑翘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在四川发起献机运动，筹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她在苏州创办从云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儿童入学，同时为中共地下活动做掩护工作。解放战争中，施剑翘送两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又将她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无偿地捐献给国家。1957年，施剑翘当选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摘编自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施剑翘身上所体现出的优秀品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时代背景与人生选择之间关系的认识。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经济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清末经济立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