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1978—2012年的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的走向成熟时期。其中，每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

——据马敏《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据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共有17个成员国，其宗旨是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1994年4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正式解散

——摘编自《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

材料二   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含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摘编自《〈瓦森纳协定〉与美国政府的技术输出政策》

材料三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摘编自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以前，食物物种交流主要在彼此临近的地区或各大洲内部进行，也有一些跨洲的食物物种交流，西亚的小麦、大麦进入欧洲，通过丝绸之路，葡萄、苜蓿等传到中国，樱桃、杏等也从亚洲传到罗马。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印度从美国引入高产小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国的饥荒问题。但绿色革命带来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和过度灌溉，导致旁遮普的土地日益贫瘠，同时在农民的血液和种植的蔬菜当中也检测出了农药的残留物。

——摘编自卡尔·K·伯恩《绿色革命能够挽救粮食危机吗？》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