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以前，食物物种交流主要在彼此临近的地区或各大洲内部进行，也有一些跨洲的食物物种交流，西亚的小麦、大麦进入欧洲，通过丝绸之路，葡萄、苜蓿等传到中国，樱桃、杏等也从亚洲传到罗马。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印度从美国引入高产小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国的饥荒问题。但绿色革命带来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和过度灌溉，导致旁遮普的土地日益贫瘠，同时在农民的血液和种植的蔬菜当中也检测出了农药的残留物。

——摘编自卡尔·K·伯恩《绿色革命能够挽救粮食危机吗？》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   施剑翘，安徽桐城人，幼时受过私塾先生传授，后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25年，其父施从滨在北洋军阀混战中被直系军阀孙传芳枭首示众，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于1935年刺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此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同情，先后经历三次审判，最终由国民政府发布政府公告，将施剑翘特赦释放。出狱后，施剑翘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在四川发起献机运动，筹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她在苏州创办从云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儿童入学，同时为中共地下活动做掩护工作。解放战争中，施剑翘送两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又将她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无偿地捐献给国家。1957年，施剑翘当选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摘编自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材料一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就西方世界而言，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和犹太人的一神教，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二分法的基础。其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断裂和对外殖民扩张，进一步塑造了其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中的二元思维——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两组对立的范畴，由此催生了19世纪的文明等级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赋予西方文明以“优越性”和“普世性”，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化理论”产生影响。他们宣扬一元现代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带有资本主义缺陷的西方模式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

——摘编自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求索出路，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普遍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明确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认为“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调和融会的产物，“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李大钊透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为“救世界之危机”所开出的“第三新文明”良方，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摘编自纪亚光《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三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彩多姿、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