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廷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 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