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材料   如表所示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概况。

——摘编自邓凌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的沿袭与变革》

材料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康有为认识到，必须与赞同变法的官吏联合起来，在朝野上下形成变法的社会“风气”，“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康有为的推动下，1895年8月，翰林学士文廷式组织强学会以“达民情、育人才”，它标志着维新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宣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两地的会员有50人左右。1896年1月，慈溪太后下令封闭强学会、但各地的维新运动并未停步不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等超过300所。

——摘编自谢景芳、祁冰《文延式与强学会》

材料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结束越战是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的问题。1969年1月12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查默斯·罗伯茨分析道：“竞选运动巴经很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求从越南脱身，”为了能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问题中解脱出来……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将会为华盛顿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杠杆。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通过利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以及“与中国和解”所形成的威胁来对苏联进讹诈，这基本上成为尼克松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

——摘编自李丹慧《冷战国际史研究》

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