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表述：（英国拥有）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打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
材料二 巴贝奇开宗明义地指出，机械化生产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伟大工业的奠基”。他指出，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高度细化的分工，高效的生产单位必须要把特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工种类别再翻上几倍。他还提到了各种花销的数额，其中包括机器的保养和维修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费用，在规模太小的工厂里，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将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在一座大楼中，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且使一个实体能够负责质量控制，这就降低了失误的可能性。
——摘自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材料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摘引自[英]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双城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工业革命的爆发首先需要满足的三项因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的英国是如何满足这三项因素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大工厂制出现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对“伟大工业的奠基”的作用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工业革命相关知识，谈谈你对狄更斯这段话的认识。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中间地带。处于两个大陆和两种文明类型之间，俄罗斯始终努力追赶西方，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它无法阻挡来自亚洲的东方文化。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在俄罗斯占据的欧亚地缘空间发生碰撞，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亚文化。
——摘编自李英玉《俄罗斯文化的欧亚属性分析》
材料二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隋唐以前，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带去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隋唐时期，中日主要通过互派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摘编自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三 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他们不能从临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并分析成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隋唐以前和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在形式上和主要内容上的变化。
(3)联系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特点，谈谈你对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