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理欲观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先秦孟子提倡寡欲，用道义来限制人们的私欲；北宋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至南宋，政权的偏安一隅，朝廷的穷奢极欲，地方官吏贪贿日盛，社会纲常日渐败坏，使得朱熹推出了一套新的理欲观。其中，朱熹认为“理”是道德本体与原则，而君臣、父子、夫妇则是千古不灭的伦理。朱熹肯定了人之合理的欲望，认为人性本善，但因受利所蒙蔽，违反恻隐之心，以致违背天理，而过度的欲望使是人心之病害，是需要去除的，以恢复本然的合理的状态。

——摘编自马毓璘《试析朱熹的理欲观》

材料二李贽曾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所说的“私”是指百姓的自然之欲，并将这种自然之欲等同天理良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这种物欲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是人人皆俱的自然属性，正求“富贵利达”是人的普遍本性。私欲正体现了人的真性情，人们追求私利的无限热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满足私欲才能顺应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潭兵《两种理欲观的时峙—王夫之批判李资的根源剖析》

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着私田的大量开垦公田逐渐荒废，井田制遭到破坏并逐渐瓦解。北魏至唐前期，中国一直实行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实行把军队和广大农民安置到了土地上，达到了安定军心和民心的目的。如贞观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贵粮，取给

于道路焉”。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开垦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致使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富裕充足。所以，唐前期百余年间国力强盛，威震中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王红雷《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之演变》

材料二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变土地私有制为公有制。实践证明，它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否定了农民个人的物质利益，无法有效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5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旨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使得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在积极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土地国有制，改革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土地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唐丽霞《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