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察举制度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至曹魏时被九品中正制取代,是统治阶级在其统治区域内公开的、大规模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察举制度的实施,为汉朝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具的官吏,壮大了统治阶级力量,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大一统的汉朝统治中国四百年的重要基石。察举制度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的实施使包括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地优秀人才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有识之士。这批人知百姓疾苦,历经下层生活之艰辛,直言善谏,对统治集团人员结构的改善,中央与地方声气之相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纯洁了吏治和社会风气。

——摘编自吕承《浅析汉代察举制度》

材料二隋炀帝开创进士科,是科举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进士科成了后来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同以往人才选拔制度相比较,科举考试对知识等各方面的考核更为客观、具体。人才的选拔淡化出身,关注的是人的才学、品德等内容。隋朝科举制在分科取士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隋朝灭亡后,唐朝政府力求使科举制更加系统完善。为此,唐朝增设了考试科目,对考试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扩宽了选举范围,发掘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程。同时,唐太宗还设立了国子监、支持民间开设学校,发展教育。武则天创立了武举与殿试。武举主要由兵部来考核,表现突出者就能够直接授官,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进行策问。

——摘编自邓文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以拯救苏维埃政权。正如列宁所强调，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对当时的苏俄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摘编自郑异凡《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材料二 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下，仅靠私人经济是不能达到经济最大化的，期间需要国家出面来弥补和干预，以使国民收入全部用来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最大化。一般而论，国家的干预和弥补，必须是在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基础上进行的人性管理，因而大体上限于以财政货币手段刺激有效需求。

——摘编自何正斌《经济学 300 年》

材料三 1979 年撒切尔夫人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进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付药方为撒切尔主义。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

——摘编自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等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施、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旅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旅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力、化学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德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1871—1913年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501.7万人飙升至1172万人，增长率高达134%。在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极速城市化”，1871—1910年间德国城市人口净增2413万人，而总人口增加了2386.7万人。1891—1910年间，大约有91个城市推行了行政区合并政策，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73万。

——摘编自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危机》

材料二   如表为1820年—1949年若干重要年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一 二里头时代（约距今3800～3500年）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许宏《最早的中国》

材料二 至北宋时期，石介对当时“中国”一词的概念进行了总结性的界定……在地理上，“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即所谓“天地之中”，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

——郑炜、崔明德《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三 经郝经的阐发，元人的“中国观”完备形成，其要点是：“中国”的疆域，是元统治地区加上南宋统治的江南；“中国”的人民是汉人和少数民两大部分，“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系统；“中国”主权的行使者可以是汉人政权，也可以是“行中国之道”的少数民族政权。   

——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一在路德之前，德意志地区的教民其实读不到《圣经》，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来自牧师的表述，而牧师的理解来自主教，主教的理解又来自教区红衣主教（也被为枢机主教），当然，最后均来自梵蒂冈教皇的解释。而教皇的解释在每一个传播的节点都会被各级神职人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进一步曲解。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语白话文，并通过印刷术传播，让德意志地区的农民也可以读到，这样教皇和各级神职人员再也无法控制和曲解信息，这最终动摇了梵蒂冈教会对欧洲的控制，帮助欧洲走向理性的时代。

——引自吴军《全球科技通史》

材料二1919年底，当英国国王发布公告，宣布实行《改革法案》时，甘地依然建议国大党对此表示欢迎，并且以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进行新的立宪尝试。……但甘地对英帝国的信任一直遵到破坏。他发现，英国政府没有设法弥补在旁遮普地区犯下的错误，反而设法遮掩官员所犯下的罪行。……这些发现沉重打击了甘地的信念。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英国的统治总体上是一种有益的机制，但现在他发现，这其实是一副既邪恶又潮讽的面容。面对这样一种“撒旦式的”统治，每一个印度人都有责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摘编自【印】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著《甘地传》

材料三文明交往的全球化阶段，与以往人的关系的血缘、地域的不同之处，表面上看，是交往范围的空前扩大，地球变为“村庄”；实质上在于交往借助于信息技术等新的方式，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些新的联系。商品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生活世界互相交叉，推动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新结合，并以本土化的形式，绘制着体现传统性底色的千姿有态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图景。

——摘编自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文往》

材料一   公元11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只有南亚、东非以及美洲中部生产棉花，此时棉花产业发展非常缓慢。15世纪，随着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整个世界走向了转折点，而且欧洲人发现了日后成为世界棉花的重要产地——美洲。1497年，当达·伽马成功绕过好望角，打通印度新航线的时候，印度的棉花加工技术也传入欧洲，欧洲有了重塑全球棉花网络的可能。伴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一个由欧洲人主导的，将亚洲、非洲、美洲紧密联系起来的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到了1860年，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摘编自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

材料二   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南亚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棉花作物的发源地。印度曾长期占据着全球棉花贸易的主导地位。17世纪末，印度控制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纺织品贸易。工业革命后，英国棉布对印度的冲击巨大，在极短的时间内击垮了印度本土的制造业。马克思评价：“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纺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摘自【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内容

材料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些问题日益突出。2021年3月，H&M、耐克等多家企业因抵制新疆棉花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众怒。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权威媒体发声谴责，国内明星宣布终止与涉事企业合作，电商平台和手机应用纷纷下架相关产品。有评论认为新疆棉花事件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崛起，掀起的新一轮棉花战争。该事件值得深思，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综合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内容

材料四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之为“中国的欧洲”，欧洲的思想精英尤其是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字认识中国文化。16世纪下半叶，欧洲陆续出现葡萄牙人的《中国报道》等记述中国的著述，种类繁多，如《中国新地图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植物》《中医津要》《中国礼仪论》等。他们还将儒家的“四书”译为西文出版，既为欧洲“汉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亦促成欧洲社会“中国热”风潮出现。

——马建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材料五   但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赫尔德认为“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19世纪时，欧洲流传一个比喻“这个帝国是一个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当更多的欧洲人这样看中国时，他们的军舰来叩关了。

——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材料六   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