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贡国接受中华帝国朝廷的诘问并作出陈奏说明，并派人质、侍从来中国，以此表示臣服；还要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等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开展主场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频频提出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也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目标不仅反映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致力于探索打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赵晓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外交创新》

材料一   中国1952—1990年粮食产量统计表（单位：万吨）

材料二   1992年，邓小平对深圳等地视察发表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在政策先行优势削弱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开始的新一轮“招商引资”大赛中，深圳由于可以利用的土地有限、资源有限、环境承载力有限，输给了后起的内地城市。大量技术含量偏低的“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纷纷流出。正因此，在全国其他地方大肆进行“招商引资”时，深圳却果断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柱。

——摘编自《科技日报：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

材料一

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唐王朝确立了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并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辽阔的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起军镇屯戍制度，但另一方面，唐王朝对边疆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将公主嫁与吐蕃、契丹、回纥、突厥等边疆民族的首领，加强了和这些边疆民族的关系。唐王朝为了巩固对边疆的统治，还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政策。对于边疆民族的求学要求，唐王朝也都予以满足，不仅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而且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边疆民族。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明代后期颜恩齐、郑芝龙即在台湾建立了汉人政权，后又落入荷兰侵略势力手中，又再次由郑成功收复，成为地方割据政权。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平定台湾，迫使郑氏归顺并献出台湾岛，从此台湾开始纳入王朝政治有效管理疆域之内，成为统一大业实现的又一重大历史性标志。而以国家大一统地缘政治格局为依托，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海疆与其他内陆边疆的连环性关系也日趋明显，遂有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朝野纷争，争论的结果是将海防塞防兼顾定为基本国策，反映海疆秩序的建构也开始成为十分重大的“国事”问题。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法国。在这里，杰出的思想家被统称为哲学家，他们高举起理性的旗帜。……这些哲学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启迪民众而不是与学者对话；他们写作的大多是历史、小说、戏刷、讽刺文学和有关宗教、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而不是正规的哲学论文。

——摘编自[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倘若读者摊开一张欧洲地图，在巴黎市立起一个圆规，然后画出一个方圆五百英里的圆圈，那就将标出一个地区，把大约1640年文明的发祥地大都囊括在内了。世俗社会、近代自然科学、发达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议会政治、民主思想、机械工业等等，不是发端这个地区，就是首先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的。各个最迅猛变化都发生在圆圈内的地区。……自十七世以来的两百多年间，这个地区成了人类学家称为文化传播的地球核心。

——改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伦理风俗，王阳明认为政府应“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在面对不同人群、不同民族时，他还提出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王阳明认为每个民族成员都可以成为贤人和圣人，“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

——欧阳辉纯《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材料二   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物质的生产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精神的生产也将如影随形。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突破方言的限制。随着“人的解放”，他们的忠诚就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世俗的人间。在批判封建封建王朝国家的斗争中，产生了民族国家即“祖国”意识，表达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随着19世纪的过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其他民族的趋向滋长起来。

——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材料一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上平稳化、正规化……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是我国国家最高政治生活的圭臬。……立足于改革开放,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满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的民商经济法律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代表,在30年时间内,我国先后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同时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制定和修改。至1990年代中期,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

——摘编自张晋藩《法治的脚步:回顾新中国法制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