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人认为，天的最主要权威在于天命予夺，而天命予夺的标准是统治者是否有“德”。有“德”，天命就可永保政权存续；无“德”，则天命不保。在周公看来，保民即为有德，保民也即敬天，“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父民，汝丕远唯商老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商纣王由于不勤于政事，对老百姓残暴，沉湎于酒色，没有什么德政可以让天知道，因此，天就不再保佑他，殷人就失去了政权。总之，“德”与“天”信仰的结合是西周宗教的突出特征。新的天命思想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周人在更大范围取得了天下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也是周人要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依据使然。

材料二   在社会生活治理上，西周统治者特别注重礼对社会成员言行规范的作用。除了礼治外，西周统治者也注意用刑，并且在用刑上坚持“慎罚”原则，只不过刑所调整的行为对象不是贵族而是平民和佃农。西周统治者的社会治理思想表明，他们在谋求政权的稳固，为此，需要把“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不能过分地搜刮和压榨，更不能凭借武力肆意地屠戮和镇压”。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李默海《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西周政治制度》

材料一   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贼”、“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商鞅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对孝文帝汉化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材料一察举制度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至曹魏时被九品中正制取代,是统治阶级在其统治区域内公开的、大规模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察举制度的实施,为汉朝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具的官吏,壮大了统治阶级力量,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大一统的汉朝统治中国四百年的重要基石。察举制度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的实施使包括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地优秀人才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有识之士。这批人知百姓疾苦,历经下层生活之艰辛,直言善谏,对统治集团人员结构的改善,中央与地方声气之相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纯洁了吏治和社会风气。

——摘编自吕承《浅析汉代察举制度》

材料二隋炀帝开创进士科,是科举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进士科成了后来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同以往人才选拔制度相比较,科举考试对知识等各方面的考核更为客观、具体。人才的选拔淡化出身,关注的是人的才学、品德等内容。隋朝科举制在分科取士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隋朝灭亡后,唐朝政府力求使科举制更加系统完善。为此,唐朝增设了考试科目,对考试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扩宽了选举范围,发掘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程。同时,唐太宗还设立了国子监、支持民间开设学校,发展教育。武则天创立了武举与殿试。武举主要由兵部来考核,表现突出者就能够直接授官,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进行策问。

——摘编自邓文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在变法之初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一呐喊，喊出了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战后东西方冷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战后和平政治取代战争政治，联结美苏同盟的纽带不复存在，从而使两国之间的斗争重新表面化和尖锐化。战后动荡和混乱的国际局势，为两国插手地区冲突提供了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战后初期两国的激烈对抗，是当时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同时，美苏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的认识有主观、不符合事实的成分，从而导致相互不信任和猜疑。

材料二 从1945-1985年，全世界共发生了300多起局部冲突和战争。1989年，苏联军费开支为773亿卢布，占国民收入12.1%。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平均年度军费达3000多亿美元，占国民收入10%左右。到90年代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后初期的60%下降到23%，1981-1985年间，苏联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双方不信任竞发展到1983年苏联把韩国一架偏离航道的民航客机当作从事间谍活动而击落；许多文艺作品以对方为假想敌，把对方描绘成间课、特务，杀人犯。

——摘编自白建才《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

材料一   韩国派遣水工郑国游说秦王嬴政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嬴政采纳郑国建议后，发现这是韩国的阴谋，于是下令驱逐所有其他诸侯国的人。为此，李斯上《谏逐客书》，促使嬴政改变了主张，网罗了天下英才。其理由是：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玉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原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二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制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一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汉朝以黄金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交流。在汉朝时期，瓷器和丝绸经常被输出国外，其中由于汉朝的桑蚕养殖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了这个时期主要的输出品。在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中原以北的地区经济逐渐衰弱，而岭南各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海上运输也逐渐兴盛，宋朝以后，我国通过海运基本形成了丝绸、瓷器、茶叶为主的多元化对外产品出口格局。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贸易很频繁。但从明中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清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之后，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在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其中茶叶占主导地位。

——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二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状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在继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基础上对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更是站在国际的舞台，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所做出的中国式努力.真正体现了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情怀。

——于畅《“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演进及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