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个人回忆的史料价值不高 | B.综合多种史料即可得出合理结论 |
C.探寻历史真相需多元互证 | D.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真相 |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A.历史认识具有多元特性 | B.历史事件难以形成共识 |
C.史料流转导致信息失真 | D.史料互证才能还原真相 |
史料 | 出处 |
漳人初得此种,虑人之多种之也。诒曰:食之多病。近年以来,其种遂胜。 | 《漳州府志》(1573年) |
番薯,皮紫,味稍甘于薯芋,尤易蕃。郡本无此种,自万历甲午(1594 年)荒后,明年都御史金学曾抚闽,从外番丐种归,救民种植以当谷食,足采其腹,荒不为灾。 | 《福州府志》(1613年) |
福州船出海陈振龙者往吕宋国觅番蓣种,挟小篮中而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 (明)苏琰《朱锁疏》 |
A.官修方志史料价值高于私人撰述 | B.番薯最早传入之地应为福建漳州 |
C.多种史料互证即可得知历史真相 | D.番薯的功用在明末即已受到重视 |
A.属于一手史料可信度高 | B.其内容便于封建政府行政运作 |
C.有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 | D.标志封建法制体系的成熟完善 |
A.历史研究角度影响历史解释 | B.现存史料对雅典民主记载不可信 |
C.历史因年代久远而难辨真伪 | D.历史真相需要多种材料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