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遍及各省。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志在援取中国的财富，就必然会和中国民众乃至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爆发教案。1891-1900年，这个阶属于晚清江西教案的高发期，数量和频率都较前一个阶段大幅增长，这十年共发生了73起教案。晚清江西教案爆发之后，虽然中外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店，会就教案进行相关交涉。但从清政府来看，由于自身的实力比不上西方列强，所以在交涉过程中几子处于被动的位置；交涉程序，也大都是由外方向中方提出交涉，往往“每议赔款，累万盈千，上亏国帑”……办理教案交涉的江西地方官也大都深切地认识到了“教民受祸之惨，平民受扰之毒，国家赔款抚款之钜”的悲惨状况。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在交涉中据理力争，竭力斡旋……到了清代后期，江西开始设立洋务局，负责办理涉外交涉事项。
——摘编自陈丽《晚清江西教案交涉研究》
材料二 1891-1900年江西省教案时间、地区、类型分布统计表
时间 | 1891 | 1893 | 1894 | 1895 | 1896 | 1897 | 1898 | 1899 | 1900 | ||||||||
数量 | 11 | 1 | 4 | 7 | 3 | 10 | 8 | 17 | 12 | ||||||||
地区 | 赣州 | 南昌 | 吉安 | 九江 | 建昌 | 广信 | 抚州 | 南安 | 饶州 | 袁州 | 瑞州 | ||||||
数量 | 4 | 16 | 10 | 10 | 9 | 12 | 2 | 1 | 5 | 3 | 1 | ||||||
类型 | 教堂被毁类 | 传教士被殴类 | 私卖地基类 | 民教挟私类 | 其他 | ||||||||||||
数量 | 22 | 10 | 17 | 16 | 8 | ||||||||||||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西教案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1896年严复《原强修订稿》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不新则国不能新。“国也者，积民而成。”因此，新国民应该要有国家思想、国家观念。“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国民应该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对于朝廷，对于外族，对于世界都应该以国家为重。同样，梁启超也把民族主义融入了他的“公德”观中。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心的中国，非一二英雄可以抵御，只有集合全民族的力量才可以救亡图存。
——周炯《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刍议》
(1)据材料一，指出严复认为当时中国强国的关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提出此主张的时代背景。(2)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梁启超的“新国民”观与严复的主张有哪些异同？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维新派“改造国民”的方式并归纳其对当时的作用。
材料一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中，希望模仿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普遍存在臣民思想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数量极少，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经历多次革命失败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选择方向，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实际继承者的蒋介石完全不愿施宪法之治，转而行独裁之道，国民党也完全背离建党初衷，最终失去了执政权。实践证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摘编自宫捷《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西方民主观认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轮流上台执政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政府和学者所夸耀的西方政党政治的优点，然而这更像是西方美化的结果。实际上长期以来，多数西方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一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手中。例如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联盟垄断了国家政局，两大政党联盟的议席数之和超过全部议席的2/3。西方民主观还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政党政治健康的标志，是捍卫民主、防止独裁的必要手段。但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政党就开始出现政治合谋，政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越来越明显，为了提高选举获胜的机会，政党之间结成联盟越来越普遍，有原则、建设性的反对党明显减少。
——摘编自向文华《被美化的西方政党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西方政党政治在实践上“被美化”的主要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政党政治的认识。
材料一 明代以来，淞江地区水网淤积、水旱灾害频发，嘉定地段尤为严重，该地农民开始弃稻种棉。《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十田九棉”的种植结构加剧了当地缺粮的局面，百姓需“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兑米”，几经周折耗损。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谒见首辅张居正，积极推动漕粮折银。漕粮终得折银后，嘉定形成了一整套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众多种类的布匹远销全国各地。由此涌现了大量从事棉布生产与贸易的新兴“专业市镇”。扬州府兴化县、淮安府安东县等州县也仿嘉定争取漕粮折银。
——摘编自姜云峰《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材料二 都铎王朝（1485-1603）统治时期，在征税的问题上国王首先要取得议会的同意和支持。1558-1601年间议会授权的直接税总额为315万镑，用于战争的总花费为463.6万镑。1572年末至1573初，国王日常开支占税收总额38%。1689年《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1854年，议会制定《公共收入统一基金支出法》，规定：国内收入部、关税部的所有年度财政预算，都要提交议会。18世纪中叶在赋税用途方面，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镑，19世纪初济贫税增长了62%。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明代嘉定漕粮折银的因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16世纪以来英国赋税制度的变化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你对赋税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表现。(2)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南市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
时期 | 内容 |
| 1853年~1861年 | 政府发行了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户部官票”和以制钱为单位的钱票“大清宝钞”。在发行银票的同时也铸造了以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的铜制大钱和以一当一、当五、当十的铁钱。 |
| 1912年~1927年 | 民国政府在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法律层面确定了中国使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规定以一元银币为本位币主币，条例同时对国币的最后支付手段和无限法偿资格进行了确证，将新铸造银元规定为国内贸易活动的最终交易手段。 |
1927年~1937年 | 1933年3月3日立法院通过《银本位铸造条例》。不仅在法律上对银两的流通给予禁止而且对日常收付和交易的流通中银两的使用也进行了彻底的废止。自此，全国性的废两改元正式开始推进。 |
财政部在1935年11月3日发布《施行法币布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居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 |
——摘编自刘斌《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变迁述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三个时期货币改革的时代背景。
(2)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货币改革的主要因素及货币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