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17世纪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促进17世纪欧洲和明清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相似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7世纪欧洲契约精神和明清时期晋商契约精神的主要差异，并分析契约精神在当时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历史作用。
材料一 唐朝前期建立了户籍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天下户分为九等。三年一造籍。”唐朝前期，对因逃亡造成户籍脱漏、户口不实的，法律明确了州县官府、里正以及民户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定罪相当重。《唐律疏议》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唐朝前期的户籍上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是否课役等信息，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按照人的身份等级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下，租庸调的承担纯粹根据人口状况，这凸显出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人”的重要性。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贫富分化，原来严格控制“人”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两税法下以资产为户等的户籍制度，到宋代逐渐规范化。(宋)仁宗时，“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宋代明确将人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部分，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等，按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转型导致乡里组织管理者出现质的变化，乡官向职役转化。里正从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的民，一般由地方富民担任。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前期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户籍制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小家庭能够独立完成再生产全过程时，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容易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孝公三年（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的个体小农。在地广人稀的秦国，二男以上分立门户，各自可授田百亩，大家庭里的劳动力被挖掘出来，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控制的人丁大幅增加；这些人丁自立门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古罗马的不断扩张使“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迁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南意、北非和东方等地的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奴隶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农民，罗马人在海外征服的胜利创造了农业劳动力的新源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蜂拥而起。
——摘编自左芙蓉《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与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罗马“大庄园蜂拥而起”的原因。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廷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 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唐时期边疆治理政策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边疆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1906年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但第一次中央官制改革有名无实。其后设置资政院，然而权力相继由满族内阁与皇族内阁掌控，载洵等人“殖其私财，卖官鬻缺”。各省请愿者虽云集京师，但“政府始终冥顽如故，最后竟以军警驱逐请愿代表回籍”立宪运动最终失败。
——摘编自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
材料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之后，各方争议甚大。中国民主同盟认为，“此次宪法所依据的宪草乃国民党片面提出的草案”,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孙科等国民党高官认为，该法“思想上有矛盾，因之在制度上欠和谐”,不能体现典型的时代性格。其他国会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都未参会，“由此产生之宪法，安能期其有效?”该宪法最终沦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装饰品。
——摘编自汪朝光《中华民国史(1945—1947)》
材料三 在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工作。除了全国各级人大596万多代表的讨论外，还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全民讨论，参与人数达1.5亿，形成了138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该宪法的制定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典范，为其后历次宪法的修改确立了基本依据。
——摘编自董成美《制定我国1954年宪法若干历史情况的回忆》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华民国宪法》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对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认识。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宋代，中世纪西欧城市治安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治安管理的认识。
| A．呈现混合政体政治特点 | B．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 |
| C．政治体制缺少民主因素 | D．对外战争决定权力运行 |
